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1）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自我怀疑，经济体制改革陷入停滞。幸运的是（当然也因为决心和远见），中国很快重新找到了回归市场体制改革的道路，把摇摆不定的政治抛到身后。到90年代末，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在中国运转。2001年，中国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巩固了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并扩大了在经济全球化中所起的作用。中国便是从那时起彻底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2008年，金融危机在华尔街爆发，引起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西方开始怀疑全球市场秩序是否依然稳固。而此时，中国却仍能在市场和经济全球化中屹立不倒。2010年1月1日，中国与东盟在之前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所组建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该贸易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生产规模全球第三，仅次于欧洲经济区及北美自由贸易区。

　　我们也许会问，到底是什么让中国领导人对市场产生了如此强大的信念，使他们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暴风雨中坚持前行？其实，这个问题问错了。中国领导人绝非有什么先见之明或对市场抱有强大的信念，相信市场能够带领他们走出低潮并最终实现市场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改革伊始，一连串的边缘革命将私营部门及市场力量引入经济中。这两者的引入，不仅使由国家主导的改革举措黯然失色，同时还为改革指明了市场方向。90年代初的市场化改革，也以类似的、出乎中国政府意料的方式存活了下来。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一直密不可分，相辅相成。1989年之后，尽管中国政府中止甚至撤销了许多改革计划，但它坚持对外开放的态度始终如一。早在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就曾告诫过当时的中国领导人：

　　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

　　一星期之后，在中央委员会新成员班子会议上，邓小平又提到：

　　（国务院）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外资合作经营要搞，各地的开发区可以搞。多吸引外资，外方固然得益，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税收方面可以收一些税，为外资服务的行业可以搞一些，我们自己也可以在那里搞一些有利可图的企业，这样就可以搞活。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

　　1990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明确重申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要克服过去体制中存在的各种弊端，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他同时还重申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我们的对外开放，是要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学习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经验和进步文化成果，同时抵制资本主义社会那些消极腐朽的东西对我们的侵蚀，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一切优良的思想、道德、文化传统。”江泽民肯定深圳模式在引进现代科技和管理上对中国改革做出的贡献，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排头兵作用”。江泽民在他的讲话中进一步确认说：“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根本政策，这项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当时，市场化改革在北京备受争议，深圳试验及开放政策被允许继续进行，可谓幸运至极。

本文摘自《变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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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革中国》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书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它展现给读者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