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这篇文章我集中于中国做对了什么来解释他们的经济奇迹，想着到结尾时说些负面的话来平衡一下，但写到结尾我不愿意这样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三十周年。中国的传统教我们，一个人生日之际不要把污泥掷到他或她的脸上。也不只是一个人。是一个曾经那么丰富而又有深度的文化。五千年前这文化产出的陶器与玉雕我们今天还没有本领复制出来。为这传统我感到骄傲，而任何人研究过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会同意那是人类足以为傲的一个源头。今天，这传统是在复兴了。

　　这些年北京做出来的大可引以为傲。你可以详尽地批评执掌政权的人，但他们减少了那么多的贫困，工程之庞大与迅速，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认为这样的成就不会再重复——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时。

　　我坚信私产与市场对社会的价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从第一天起我反对通过民主投票来改革。一九八三年，第一次与一群老同志在北京会面时，我不客气地直言：「你们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要替我把国家修理好。」我们成为好朋友。伤感的是，他们之中多位已经不在了。他们后来做到的，远超我的期望。午夜思回，有时我幻想着要是这些老同志还活着，见到今天的中国，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

　　中国共产党做出来的成果令我拍案！政党历来有困难，困难多多。党员八千万，要怎样安排党的职责与执行党规才对呢？不可思议。

　　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我不想在这里赞扬中国人，但我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可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样拚搏——而还在笑。二零零四年，在国内的荒山野岭摄影，太太与一个在田中操作的妇人闲谈。这妇人说久不久会有一日有受薪工作，雇主会以大车接送她及其它人到工业园去作园艺。天还未亮起程，天黑后才回家，带着面包与一瓶水，一天的工作可获七美元。我见她在笑，问她为何这般开心。她说生活改进了，有生以来她的植树知识第一次有外间的需求，而女儿刚在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份很好的月薪二百美元的工作。是像这个妇人的人，数以千万计的，把国家建设起来了。

　　一九七九我发表第一篇中语文章，热衷地下笔是一九八三的秋天开始的。今天在盛年的干部与企业家，那时是大学生。很多读过我写的，所以这些日子，作为一个老人，在国内所到之处，不愁没有免费饭餐吃。跟他们当餐对酒是乐事，也从这些聚会中获得一手的资料来写这篇文章。这里我要以深深的诚意感谢他们，也要再感谢他们的工作，把国家从漫长的黑洞推出来，见到曙光了。

　　流行的报道说中国的干部例行地贪污，不可能对。他们之中很多有智慧，对国家有贡献。一种竞争的风气使我想到六十年代初期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作学生时的感受。在一组同学中大家知道或听过谁是谁，对大家的本领互相估计，然后玩那成绩排列的竞争游戏。彷佛没有其它目的，只是要看谁能爬得高一点。

　　那位到我家来求喝一杯葡萄酒的县长是个例子。他工作拼搏，但工资低——每月约三百美元——使我怀疑是些什么驱使他奔走。是贪污钱吗？是升职吗？是声誉吗？我试图很含蓄地找出他的动力根源。过了好一阵他知道我要问的是什么，说：「教授呀，我只想为国家做点事。」不难想象，气氛环境适当，可以有很多像这位县长的人。

　　回头说中国奇迹吧。那史无先例的经济制度之外，我选两个现象为奇迹之首。其一是约一九九三开始，长江三角洲出现了爆炸性的经济发展，伸延到国家的中西部去。这个现象出现的时期，开头有人民币的崩溃，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胀，跟着是百分之三强的通缩，而房地产的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其二是大约二零零零年起，通缩终结，农民的收入开始爆炸性地上升。从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七，我的估计是农民的人均收入的每年增长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了。只要这趋势继续，十年后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会与城市的中等人家打平。趋势当然不可靠，但如果真的继续，我的估计是二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会等于十个日本。

　　结笔之际，我要对一个我批评过的人致敬。他是朱镕基。老师艾智仁当年屡次提醒我：成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热情──来衡量的。上述我排列为首的两项奇迹，都出现于朱先生掌管经济的时期。将来的历史不会忘记这个人。

本文摘自《中国的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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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张五常对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制度潜心研究后收获的精华之作，书中凝结了近几十年来，他长期深入调查和思考的成果。张五常持续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致力于佃农分成、公司性质、合约理论等研究。他从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出发，将中国的经济制度看成是一个庞大的合约组织，提出了中国地区竞争的特点是县际竞争，并对由县一级行政区划引发的经济现象做出了合理且详细的论述。这一分析触及了制度经济学一个没有人到过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