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转折年代（2）

　　《公报》特别指出了农业是经济链条中的最薄弱一环。“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然而，《公报》提出的补救方式却仅仅局限于物价控制：

　　全会建议国务院做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一九七九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百分之二十，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百分之五十，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年降低百分之十到十五，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

　　中国政府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一次“新的长征”和“广泛、深刻的革命”，需要团结奋斗，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要达到这个目标，《公报》中所提出的基本方针有着清晰的指导性，同时给地方留下了足够的因地制宜的空间。

　　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公报》，“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只能“为生产力发展服务”。在之后的几年中，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成了判断改革政策与实践的主要标准。

　　“在本世纪内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个改革的长期目标虽然清晰明确，但《公报》中并没有指出任何宏观战略或者蓝图。由于当时中国政府对市场与市场经济几乎一无所知，《公报》中对“市场”这个词并未提及。然而现在将十一届三中全会看作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起点已经是人们的共识。我们并不否认这次会议和《公报》的历史重要性，但也要再次强调，当时的中国政府根本没有想到过市场经济。但他们思想开放，愿意接受任何能带来“生产力发展”的力量，以及将实践作为一切的判断标准，最起码他们是这样宣称的。

　　要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明白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改革并非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尝试着重整社会主义经济。毛泽东两次分权的尝试，第一次始于50年代中期，第二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未能让社会主义经济恢复活力。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的依赖和通过继续革命来保全社会主义的思路已经被证明是灾难性的政策。尽管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分权化的解决方案依旧模糊，但是中国的经济实际上比其他的社会主义经济更为分散。此外，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根源的分析依旧成为《公报》的重要遗产之一。

　　作为经济战略，《公报》并没有明显超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的观点。《公报》完全赞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的分析：过度集中化。然而，与毛泽东的思路相反的是，《公报》将“生产力发展”提到了首位。但即使是对于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于四个现代化的追求，也只是重启周恩来总理1964年提出的经济计划。《公报》与毛泽东的思想相异的另一方面是解决过度集中化的方案：将权力转移到企业以及地方政府。

　　作为政治策略，《公报》充满智慧。首先，《公报》赞扬了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地位，要求全国人民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从而将共产党的执政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统一了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公报》明确了在20世纪末将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继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避免了意识形态的纷争，维持了经济改革所必需的政治稳定。考虑到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和人民大众中的长期威望，对毛泽东的全面否定将会削弱后毛泽东时代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并可能撒下政治混乱的种子。在精心的设计下，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通过赞扬毛泽东，从而迅速埋葬了毛泽东的激进政策并转向了经济发展。重申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原则，并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政府逐步将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意识形态枷锁放了下来。

本文摘自《变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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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革中国》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书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它展现给读者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