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弱的全球化政治基础（2）

    最终，为了保证支持新的全球经济的政治基础，决策者们必须集中关注人力资本的作用。最清楚这一点的美国总统要数亚伯拉罕•林肯。在1861年第一次发表国情咨文时，林肯说：“劳动力是最优秀的资本，值得获得更高的尊重。资本……不可能存在，如果劳动力不先存在。”

    1960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协会的一段著名讲话中主张“人力资本”应该是现代经济的主角：“我们各处的税法歧视人力资本。虽然这种资本的存量已经增大，虽然人力资本明显同其他形式的可再生资本一样会陈旧、贬值，并且需要维护，我们的税法却对此全然不顾。”

    如今在税收政策上，华盛顿的两党决策者们在企业折旧的税收神坛前参拜，为机器提供慷慨的税收优惠。然而教育，在需要的情况下，包括人力资本的重新培训，被视为决策过程后的考虑，通常是最后一刻的权衡，作为政治掩护来使国会同意企业税款备付。我的观点是为了经济的长期繁荣，税法不应该将机器的价值和荣誉放在人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服务部门如今创造了70%~80%的GDP，“知识资本”甚至正变得比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更加重要。

    请注意，我不仅仅是说增加政府在再培训项目和加强教育方面的支出，虽然这些目标也很重要。美国的劳动者自身有时都不知道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全球竞争，而持续用新的思想再造他们自己的公司对成功而言至关重要。这种超然的感觉并不奇怪，因为典型的工薪阶层并没有从新的全球经济中得到任何金融收益。但还有一个社会或者文化现象使许多人退缩。最近的研究显示，遍布全社会的以技能为基础的教育不平等现象正在凸显，以至于即使可以获得资金受到更高等教育，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却缺乏这种想法和口头技能，不能够向前迈出一步，以利用社会提供的教育机会。这一技能差距通常是来自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不同父母的教育方式，富裕的父母更鼓励培养思维过程和语言能力。不够富裕的家长则出于经济原因，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家，身兼两份工作。

    然而，分析家布林克•林赛在《新共和》报上指出，如今的以技能为基础的教育不平等不应该被看做“一些玩得过火的民粹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戏弄”，而是由全球经济的成功而产生的：“对现在的一代人来说，我们的经济在创造更多的富有成效地利用高度发达的认知能力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却比能够利用它们的人要多……经济发展跑在了文化发展前面，结果是文化正在为提升灵活性踩下刹车。因此，与其抱怨经济体系，我们不如更好地帮助人们适应这一体系和迎接它的挑战。游戏的规则并不是问题—我们只是需要更有技巧的玩家。”换种方式说，我们的政治领袖们需要更好地激励社会，来找出某些方法帮助家庭提高技能。

    

本文摘自《华尔街危机启示》

---

　　 在这本书中，斯密克以“内幕知情者”的角色引领我们“穿越”中央银行家、财政部长甚至总理的私人办公室。他揭示了今天的风险环境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次贷危机是潜在的?具破坏性灾难的象征。他深入探究了萦绕着我们每个人头脑中但却无法想明白的问题：为什么“沸腾的大锅炉”——中国，它会生成一个巨大的泡沫？日本家庭主妇已经掌控了她们国家的储蓄，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世界需要一种“大框架思考”的金融政策以引导危险的巨额资金？在今天变幻莫测的经济中，事情到底发展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世界是弯的》既是一部给华尔街、华盛顿、伦敦等业界精英阅读的书，也是可供街头巷尾的大众读者阅读的一部书，它告诉了我们如何才能度过即将到来的危险、混乱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