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三年：我们走向何方？

　　反思过去是为了未来。
未来的三年，中国面临的挑战一定将大大超过过去的五年。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当中国“一不小心”成为“老二”之后，她与“老大”及其周围国家的关系将变得愈发复杂，“老大”一定会布下很多陷阱（包括经济领域的陷阱），就等着“老二”跌入其中。
第二，中国的经济放缓将呈现周期性和结构性兼有的特点，尤其是人口红利下降等供求面的矛盾，将倒逼中国直面创新不足、高端人才不足和经济自由度萎缩等一系列深刻而难解的问题。
第三，中国能否有效缓解因转型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将直接决定中国未来的政局稳定与否，以及能否有从容的心情应对各种更为艰难的挑战。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在2014~2017年间浮上表层，也需要在这三年间找到有效的切入口和“药方”。
说到“药方”，略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其“药理”必须与“病理”吻合，这样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不然，若“药理”与“病理”不符，也许能缓解阵痛于一时，却必定不能消除病症于永久。这真可谓“一个病症，多种药方”。但“药理”是否针对“病理”，则十分考验“医生”的水平。
改革开放35年来，“药理”与“病理”脱节的事时有发生，虽未酿成重大“医疗事故”，但“治疗”的速度明显拖慢了，走的弯路明显增多了。
改革开放35年以来，中国其实从一开始就已走上一条良性的不归之路，其终点就是在经济繁荣和公民私有财产基础上，完成公民权利的保护、社会多元的呈现、利益集团间良性的博弈、法治规范的架构、理性精神的确立、新的高度上的公平正义的实现等。
这一切都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逻辑。符合这些规律的“药方”必然能将中国带向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的光明未来，并逐步缓解消除各种社会矛盾。反之，革命时代的做法，也许能在短期内极大地振奋人们的精神，缓解社会阵痛，但必然无法解决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矛盾。
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在前些年曾提出“市场经济四位一体”的概念，即政府—市场—社会—法治，今天我们在改革领域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大家有没有想过，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后，政府放出的权力交给谁？答案必定是交给社会。但我们的社会是否有足够的成熟度来承接政府释放出来的权力？如果没有，届时是否又会面临一轮新的试错—纠错的过程？当我们的一只轮子走在政府退出市场的轨道上，另一只轮子却走在继续抑制社会成长的轨道上，长此以往的结果，要么是两只轮子分道扬镳，要么是两只轮子彼此碰撞。
更重要的是，即便有一天政府退出了市场，并把大部分权力交给了社会，独立法治的位置又在哪里？若没有独立法治，那么再快、再好的市场经济都只是昙花一现，而不具备长远发展的前景，更不能被称为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从现在起就未雨绸缪，而不能再循着“改革—试错—纠错—再改革”的陈旧逻辑继续发展。而这一切的核心，是执政党的转型。
这一切显然都不可能在未来的三年里完成，但又必须在未来三年里有所开启，或至少有所感悟。

本文摘自《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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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三年，将是推动改革的关键时期，本书紧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热点，对房地产调控、医疗改革、行政改革、自贸区建设、人才危机、世界能源格局、国际贸易规则等问题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观点独到，语言犀利。作者或援引、或驳斥了吴敬琏、郎咸平、林毅夫、迟福林等多位名家学者的观点论断，分析了中国将在未来三年遇到的难题和风险，讨论了中国面临的改革和转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