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下的区域态势

    ◎一体化下的区域态势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既得益于在全球化的合作与分工中廉价劳动力的相对优势，也受害于这种不计成本，杀鸡取卵式的短期行为。中国承接低端产业转移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产业的升级换代，城市的腾笼换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每一次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变革都孕育着新的机会，意味着重新洗牌。

    北京和上海争夺世界城市，其他城市怎么办？这是各路诸侯都在思考的问题，成不了世界级城市，我能不能成为区域中心城市，成为一个区域的领跑者？一个城市的能级不够，能不能几个城市联合在一起？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区域一体化。

    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广东省委提出了一个“追龙计划”，希望广东在20年之内赶上亚洲“四小龙”。当时广东省委、广州市委，还有深圳都已经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计划，没想到这个“追龙计划”追到1997、1998年的时候，上海开始发力，特别是通过1999年的APEC会议向全世界亮相以后，获得世界的满堂喝彩。以此为转折点全球纷纷看好上海和长三角，开始冷落珠三角。其主要标志是国内和欧美的大财团和总部纷纷登陆上海。原来一些看好珠三角的海外资本也纷纷东移，飞往苏南。在这一过程当中，江浙一带的省份利用自己非常活跃的民营经济完成了从农民到绅士的转型，形成了很多的品牌企业，特别是浙江省。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通过整合江苏和浙江，延伸到包括安徽和江西等省，形成了一个拥有一亿五千万左右人口的经济体，其总量已经超过了珠三角。

    原来广州深圳等珠三角的城市一直是自我感觉极好，相互看不起，在长三角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深圳和香港这对难兄难弟终于走到一起了。上海的崛起不只是直接打压了广东，而且挑战了香港。香港感到它作为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人才中心还有科技中心的地位都受到威胁。由此这两个城市嚷了二十多年的一体化终于尘埃落定，就像冬天里没穿衣服的两个巨人一样，只有抱团取暖才能够共渡难关。这个时候中央又不失时机地给它们提供了催化剂，温家宝总理到香港的时候送了香港一个大礼，就是所谓的CEPACEPA（CloserEconomicPartnershipArrangement），即“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附件分别于2003年6月29日和9月29日由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香港签署。按照协议规定，货物贸易方面，由2004年1月1日起，273个内地税目涵盖的香港产品，只要符合原产地规则，都可享有零关税优惠。，让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产品比全世界其他加入WTO的国家和地区提前五至十年零关税进入中国内地。在这个背景下，香港和广东开始进行一体化的具体落实，包括香港开辟了对广东居民的自由行，凡是广东的居民凭身份证就可直接进入香港；甚至还包括交通一体化的问题，香港现在已经在规划里面把它的地铁直接修到了皇岗口岸的边上，而深圳在修地铁的时候也把接口留到了罗湖，一旦时机成熟马上就实现城市交通一体化。另外有个经典例子就是粤港澳大桥，也是嚷嚷了一二十年，当时的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多年前就开始在构想这个事情，一直得不到中央的同意，得不到社会的呼应，现在已经基本敲定。这个桥一旦竣工，从香港到澳门和珠海，就会形成一个香港跟整个珠江三角洲一体化的格局。

    这个格局形成之后，香港由于有了珠三角更广阔的腹地，特别是以第二产业为基础的腹地，它的第三产业如现代服务业和航运、物流、金融等都会得到最有效的支撑，将会成为不仅在亚洲，而且在世界都极具竞争力的一个区域。原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推出了一个泛珠江三角洲战略——“9＋2战略”，这个战略认为要应对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必须要一步到位，必须要把自己的腹地和空间做得更大，必须给那些关联性很强的城市之间建立一个空间和平台。这个战略获得了9个省的呼应，不仅是广东，包括华南地区的广西、湖南、湖北、海南，甚至还加上旁边的福建、江西、甚至还有西南的贵州、云南、四川，把整个西南和华南，还有华东的一部分整合到一起，再加上香港和澳门。由于这个思路和这种战略的提出顺应了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历史潮流，而且这些城市之间本身存在能级的差别，第一世界是广东，第二世界是江西、湖南这些省，所谓第三世界是贵州、云南、广西这些省，彼此之间形成一种梯度传递和梯度推进的关系，互补性很强，由此形成整个中国甚至亚洲都不可小看的一个新的经济圈——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这个经济圈形成以后，现在上海又感到很大的压力。社会就是在这种竞争当中相互制造压力，促使对方去创新，去发展。

本文摘自《王志纲纵论人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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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碧桂园、星河湾的地产策划开创者，到成都、丽江、烟台等城市区域规划的战略推动者，王志纲先生始终站在中国变革发展的风口浪尖，他用知识和智慧充分去冒险和探索，为中国创造了一个蓬勃的行业，而他的《谋事在人》《第三种生存》《找魂》等著作，更是深入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