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建安、席酉民之“微笑曲线”(4)

    印建安：大学里面的研发与企业的研发是两回事。高等院校的研发，往往再朝前走两步，就到了企业应用阶段。可是，在这个将到未到的时刻，研究往往会莫名其妙地停顿下来。然后是下一个主题的研发，然后又是研究的停顿。研发本来是接力赛，应该按照企业需求做几个接力，可是我们大学的研发往往接不上去，这就造成了学校与企业应用的断裂。

    我们时常陷入一种误区，片面追求技术的先进性。其实最常见的研发（尤其是企业内部的研发），说到底，就是满足工程技术的某些需要。因为工程对技术可靠性要求非常高，所以，我们也常常通过利用现有成熟技术的组合来加以解决，这样成本最低,成熟度最高,又能解决问题。企业内部的研发往往不同于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无需过多的标新立异以及期待在工程基础理论上来一个突破。企业内部研发的结果还得回归到根本：能否满足市场需求？技术可替代性、可靠性如何？能否量产等。

    席酉民：我们传统的研发体系有赖于高校和科研院所，而它们的组织属性和考核办法使得许多研究远离实际或停留在基础理论上。随着市场机制的深化，我国研发的主体逐步从高校和科研院所转向企业。企业如何构建自己的高质量研发队伍？如何整合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如何面对市场使“中国制造”尽快升级到“中国创造”？这是每个中国企业面对的挑战，企业也必须将这些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制造业文化：洋人的笨与中国人的规则意识

    席酉民：我们再回到微笑曲线的底部——制造。制造业向来追求精益求精，讲究的是稳定、可靠，可是，中国文化中的“差不多”主义，恐怕与制造业有背离之处。中国人做事情，往往做到“差不多”就算了。所以，张瑞敏说，“什么叫做不简单？能够将简单的事情每天都做好，就是不简单。”将简单的事情做好、做到极致，形成一定的严谨性，就是一个人的职业精神。制造业需要这种职业精神。

    印建安：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就如同种麦子，上午八点钟与九点钟有区别吗？农业社会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人的影响还很大。

    我们去国外买东西，如需支付0.91元，我们往往会按照习惯，先给收银员一元,再给他一分，然后期望对方找回一角。但是对方往往会觉得奇怪，多给我一分钱干嘛？于是他们会先退还那一分，再找回九分。如若顾客需要整钱，可以再将这一分和九分拿回来，收银员会帮你置换。这又是另外一道程序了。这就是思维方式不一样。

    我们常常不理解，为什么这么一个简单的找零过程，外国人还要分两个程序？就如同外国人纳闷中国人过马路不看红绿灯一样。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理解，中国人缺乏一种普遍的规则意识。

    我们需要建立规则。有了规则，我们更需要遵守规则。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很适合创新，中国人喜欢抄近道。抄近道就是一种创新。但是，规则意识其实并不影响创新。有规则和没有规则的情况下，企业和个人的自由度，哪一个更大？理论上，有规则的情况下，自由度大，因为规则里没有明文禁止的，就都是自由的。

    建立规则是为了什么？为的是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当法律、法规与制度不利于提高效率而变成现实的阻碍时，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套程序（规则），来废弃现有规则或者对之修改完善。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另外一种情形：企业领导人不执行规则，于是制度形同虚设，一把手往往成为规则的最大破坏者。比如办公室不允许抽烟，如果企业领导者会客，对方是领导的导师或者师傅，他抽烟了，领导又不能出面阻止。这种情况下，一旦“下不为例”，规则往往就会被突破。管理层需要率先垂范，只有这样，规则才会见效。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规则是需要不断更新的，否则就会变得不适应。但是，更新规则不是任意践踏规则，更新规则也需要一定的程序。只有这样，企业管理才会有序。规则的建立与废弃，从本质上说，是为了更好地提升企业效率，满足市场需求。

    席酉民：很多人到西方考察，看到他们的营销策略或一些做法，就认为他们笨。甚至流传这样的说法，西方是10%的聪明人为90%的笨人创造了方便。我们不能说西方人笨。就如同上面的找零，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为：一切为了客户的方便。如若是去银行取款1000元，大部分外国银行的柜台会询问：“您是要整钱还是零钱？”如果没有特别的偏好，最后的结果肯定是有整有零。柜台会先给顾客一张500，然后再给一张200（总共700），再给一张100（总共800），再给一张100（总共900），再来张50（总共950），再加20（总共970），再加20（总共990），再加10（总共1000）。顾客看着银行职员一张张点过的钱数，无须核对，拿了钱就可走人。中国的银行就不一样，银行职员躲在高高的柜台后边哗哗哗将钱点好，然后对顾客说：“麻烦您再核对一遍。”

    外国银行的做法暗含为顾客、为市场着想的理念。外国柜台有零有整，图的是顾客方便。中国柜台只给您整钱，图的是柜台数钱方便。柜台方便了，顾客就不方便。

    中华民族与犹太人，并列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两个民族。但是聪明如果没有规则，没有制度，没有秩序，没有为顾客、为市场着想的理念，社会就是混乱的、低效率的。同样一个立交桥放在中国，与放在一个遵守规则的国度里相比，中国的通行效率要低得多。制造文化需要我们讲究规则，放弃“差不多”主义，追求精益求精。

    “板凳”理论

    席酉民：听说您有一个“板凳”理论。

    印建安：所谓板凳理论，是我总结出来的一个小小的认识，就是：一个等式，两个不等式。

    皇上的座位叫“龙位”或者“龙椅”，实际上也就是一张板凳。它永远地面南背北，是那么的高,那么的宽大，还镶嵌着货真价实的“金”边。这样一张板凳，坐上去一定不舒服吧。可是为什么还要设计这样一张板凳呢？为了显示皇帝的威严。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王朝等级森严，别的板凳一定不能高过这张板凳，至于有多少条腿，能否用金，用多少金，那也一定大有讲究。这是一个封建王朝的等级观念。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它又是责任的象征。普天下之大，只有皇上一人拥有唯一一条这样的板凳，这多少体现了一种责任。从管理者的角度看，拥有怎样一个位置，就需要承担多大的责任。位置与责任是匹配的。所以，我们在坐上板凳之前，要认真考虑能否担当起相应的责任。这是第一个等式：板凳等于责任。

    第一个不等式，板凳不等于能力。这实际上也是我对自身的一种认识。现行体制下，国有企业的一把手往往由政府（或者组织）任命。中间当然需要一定的程序，但也不乏变通（或者随意）之处。由于一些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坐到了国有企业一把手的板凳，可以发号施令，拥有对许多事情的决定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能力与之完全匹配。我在大学时代选修了“管理学”课程，阅读了相关理论著作与书籍，但我对管理学的理解永远是支离破碎的，而且遇到现实问题，我也是先试着弄清楚局部，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

本文摘自《执行对准战略，行动对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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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和谐管理理论”创立者，虽然驰骋在管理理论研究的海洋里，但其视觉从未离开过现实，而现实一到管理学家手里，怪异出现了规律，平常孕育了真理。人生无处不管理，作者从日常生活中悟出了许多深刻的道理，汇集成诸多管理智慧小短文。无论你是管理者还是希望成为一名管理者，都不应该错过这本《管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