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及其弊端(1)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中国的土地使用从个体耕作转化为苏联式的合作化耕作方式。前苏联合作化是在带有暴力色彩气氛下强制推行的，谋杀和监禁成为苏联农业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斯大林镇压了数以千计的富农，这些像中国佃农一样的农民，他们曾在改革初期被分配有一小块土地。斯大林还流放了上百万的人到西伯利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初期已经计划仿效苏联模式推行合作化，随后的改革浪潮只是通往目标的第一步。

　　1956年改革有了更显著的变化。首先，农民被动员起来互帮互助，所有的土地、财产，包括牲畜、农具都归集体所有。财产公有制还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中国的基本社会机构——家庭，最极端的做法是让人搬到集体去住，许多家庭因此不能团聚。人们被分为各种小组在公共的土地上集中劳作，这些小组通常由上百个家庭组成。

　　改革的一个动机是有效实用的：耕地不再被分割成小块，并种上不同的农作物。4根据政府的判断，更大的、统一的土地可以被更有效地耕作种植，如果技术允许的话，更有利于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设备的应用，节省下来的劳力可以用来修建大坝和水利灌溉系统。

　　然而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合作化制度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它大规模改变了中国的农业人口。毛的核心思想之一认为中国的农民与工人需要铸造成一个劳动大军，其特点是机动的，这种机动并非地域上的迁徙游动，而是表现在和执政党理想、政治、经济政策方针变更的机动性上。中国的乡村劳动力被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在那里他们扮演着“预备役”的角色，一旦国家工业化工程项目有需要，他们便招之即来。5农民因此随着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像部队一样一再被调遣部署，每一次都是在国家机器、公有制压力、思想威慑和使异己分子处于悲惨境地的方式下进行的。

　　合作化的时代也是中国农村人口被限制固定在土地上的时代。当所有私有财产收归国有时，成千上万的那些通常在日常农村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小商小贩也被取缔了。不少家庭失去了自己的作坊，国家取而代之变成了作坊的所有者，这使得许多家庭变成了全职农民，即使他们早已与农业生产完全分离。1956年政府颁发了一个文件，禁止国营工厂、矿山、基建和交通运输部门雇用离开土地的农民6，中国的国内安全机构也对那些试图离开农村到城里谋生的农民施以重压。

　　从1959年到1960年，政府为实现其狂热的工业化目标而积极推动大跃进，农民被允许离开乡村进入城镇工厂工作。正如人们所估计的那样，在短短的时间内，农民暴风雨般地被征召涌入城镇。就如同战后的头几年一直持续的那样，大约1900万农民被招工进城，而实际进城的人数超过了5000万。但中国并没有因此而繁荣，相反变得更加饥饿。灾荒之年，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流向城市，政府为保护城镇工人不得不将大多数人遣返回他们的土地。7

　　到1960年为止，政府不仅使人们与世界隔绝，而且也把人们与他们的城市隔绝。继“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倒退之后，共产党重新调整了公社制度，给予地方政府更多决策权。共产党也试图废除那些导致失败的超前工业计划。后来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是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坚信，中国只有通过更加脚踏实地的发展策略才能治愈失败所造成的创伤。然而，改革并未废除集体经济或允许农民自由迁移。邓的远见并未超越人们对允许人民自由迁移将造成中国的城市人满为患的普遍忧虑。到1960年代中期，改革实践再一次让位于意识形态。周晓是生于1956年的中国本土人，成长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文革和户籍制度的高峰期。在周的儿童时代，在大学当英语教授的父亲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人民公敌”，她的城市生活因此而被迫中断。贴上这样的标签给整个家庭种下了祸根，并殃及每个家庭成员。孩子因此不能上学，亲戚也丢了工作。周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瞬间发生并伴随暴力成分的。她的父亲被关押在学校里，校园里到处张贴着揭露他性问题的标语和大字报，而她的母亲则被文革卫士——红卫兵指控为过于美丽和性亢奋。红卫兵剃光了周的母亲的头发，并将她游街示众以此来当众羞辱她。红卫兵搜查了这位母亲的家（当时已离婚），并在地板下发现了手饰和瓷器。最后，周、她的妹妹和父亲被流放到河北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本文摘自《下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如何挑战美国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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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形形色色的新闻媒体里，在承受着沉重经济压力打压下的美国，在您的工作单位，在您每一次去商店购物时，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探究其正迅速成为主宰全球经济的工业超级大国的原因，本书就何以会出现这种全球性经济秩序的深刻转移，和为什么它已经影响到我们所有人，作出了挑战美国传统观念、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解释。
一个一度曾被贫穷和旧的思想体制搞得步履艰难的大国如何变成了有着超强活力的全球资本中心？
中国三倍于美国的发展速度意味着什么？中国消耗了分别占世界总量百分之四十的水泥和百分之二十五的钢材又意味着什么？三亿农民离开他们的土地迁徙到城市，完成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迁徙对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几乎所有全球最大的公司都在中国有大规模的运作？企业迁入中国对在美国、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又意味着什么？同时，是什么造就了不断壮大的中国企业具有如此危险的竞争力？一旦中国有能力以一半的成本生产和制造目前只有美国和欧洲才能生产和制造的几乎所有的一切——诸如计算机、汽车、大型喷气式飞机以及制药——又将会发生什么？这些发展如何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并且直接进入所有美国人的日常生活？
对以上这些足以震山撼岳的问题，本书提供了所有的答案。作者（退伍兵出身的新闻人、前商品贸易商泰德.费希曼）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有关中国宏观发展方向的生动图画。
作者首先描述了众多低消耗的中国厂家爆发式的生产能力和十三亿消费者日益膨胀的胃口，两者皆系史无前例的外国资本注入以及内部强劲技术驱使所致。穿行于中国纷乱繁忙的发展地区，作者足迹遍布中国的工厂、集市、街道、商店、乡镇和城市。在那里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们正在谱写着中国式自由经济的生动故事。在采访了大量中国、美国和欧洲的工人、经理以及高层决策者的基础上，作者告诉人们中国将会怎样迫使我们所有的人在自我反省上作出重大改变，无论你是消费者，工人，公民，还是父母。该书深刻及时的报导和精辟分析，将根本改变读者如何思考美国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