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老板是如何炼成的(3)

　　当年的李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让皇帝收回成命，使他得以在家中尽孝，而他本人也因《陈情表》而留名青史。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以缠绵、细腻的笔调传递出了复杂、多元的信息。只有他那个时代的人，也只有具有他那样复杂、特殊身世背景的人，才会用如此委婉、曲折的手法将其心中的万千感慨，通过笔墨倾泻而出。在文章中，他向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传递了一种深沉的诉求，“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要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是中坚分子，但却无愧于党和人民。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正因如此，任正非才委婉地批评道：“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或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并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那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地要求他们。”老任在此使用的是“春秋笔法”，明里是为父母大人鸣不平，暗地里是在说自己——我一手缔造的华为虽然不是“根红苗正”的国有企业，不像它们那样纯洁，但是我们仍然像父辈一样，“拥护革命，追随革命，爱国爱党”，我们奉公守法，照章纳税，从不乱说、乱动，所以希望主流社会不要用有色眼镜看我们，不要用放大镜审视我们的纯洁度，而要用宽厚、包容的心态来认同我们、接纳我们，如此就是民族之幸、国家之幸。任正非告诉我们，其父亲、母亲终其一生，仅仅就是希望主流社会能够接纳、认同及善待他们这些因不可抗力而背景复杂的人。当然，这种诉求是通过感人的细节描写来表达的，如老父亲将任正非出席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与中央领导的合影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为豪”。任母去世前，任正非早已是千万、亿万富翁了，为什么任母她老人家还要辛辛苦苦地攒下几万元，说是任正非不可能永远都好，留点钱救他。华为创业之初，任正非的父母曾来深圳与其同住，两个老人节约得近乎吝啬，“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再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要便宜一些”。其实，老任在创办华为之前，早就通过销售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程控交换机赚了上千万了，否则，他怎么敢创办一家费力耗钱的高科技企业？那么，两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为什么要这么“小气”呢？原因只有一个，经历过“文革”洗礼的他们，直到今日，内心仍然忐忑不安、忧愁满腹、顾虑重重，始终充满恐惧感。而早已功成名就的任正非又何尝不是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畏四邻，一有风吹草动，就夜不能寐，心惊肉跳。于是，华为总部那长长的走廊上，挂满了一幅幅任正非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照片，这仿佛就成了他的护身符。任正非在文中最后说：“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好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好他们。”任正非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除此之外，还传递了多种令人玩味的信息，比如关于华为的背景。华为的巨大成功，让国内外的诸多人士对其崛起的原因产生了诸多的猜测，有人说任正非是高干子弟或者有高干背景，又有人说华为有军方背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篇饱含深情的美文一经发表，这些臆测之词便不攻自破。当然，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任正非，也想通过这篇文章让华为的员工及社会上众多关注华为发展的人，认识另一个任正非——在铮铮铁骨、坚韧不拔背后的“侠骨柔肠”，“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我们担心的是，老任的这种能力是否可以培养？他的继任者将怎样跨越这样的障碍？这样的战争文化能否在其接班人的手中发扬光大？随着竞争的日益规范，这种穿梭于灰色领域的灵活手法是否还会有效？我们拭目以待——华为这头“土狼”怎样快速地进化成“狮子”！华为走好。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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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