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老板是如何炼成的(2)

　　但它却做成了行业的一面旗帜，资产升至数百亿，全社会的目光便聚焦于它。尽管当初柳大帅仅仅向老东家借了二十多万的开办费，并且这笔款项早就归还，但从根本上讲，联想集团仍属于集体资产。柳传志太熟悉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了，他深知自己的屁股底下有一座阿里巴巴山洞，但那也是一座足以让他灰飞烟灭的火山。所以，他花了足足十几年的时间游走于边缘，与各色人等打起了太极拳，最后的结果是：国家认可、上级满意、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元老重臣们高兴，普天之下皆大欢喜。李东生老谋深算的功夫也十分了得。老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外围实验，90年代末期搞了所谓的“授权经营”，这种过渡非常的巧妙。当万事俱备，天时、地利都到位之后，他通过引进所谓的“海外战略投资”，自然就完成了复杂的产权改革，于是，他也就从一个“国有资产”的管理人变成了一个腰缠亿万的“资本家”。这种深谋远虑、绵长细腻的功夫是已修炼到相当境界的人才可能做得到的。春兰的改制胎死腹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存量”上下大力气，难免会给人留下利用职权之便侵吞国有资产的口实，而李东生的民营化之路却始终锁定在企业的“增量”资产，这样他就守住了这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万科的王石玩的则是另外一种策略。试问，王石为什么仅仅只有区区数百万的家产？要知道，他做的，可是上市公司的掌门人。为什么许多跟王石一起在中国股市兴风作浪的“江洋大盗”们多把船弄翻了，而唯独他不仅把船开得平平稳稳，而且还直挂云帆济沧海，一路开进了新时代？王石说，他成功的秘诀是不贪。这所谓的“不贪”有两个解释：一是多数房地产公司追求暴利，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润还嫌赚得少，他则相反，超过百分之十的不做；二是不少上市公司掌门人化公为私，穷庙富方丈，他却满足于自己的几十万年薪。但这些解释都是结果，不是原因。事实上，作为一家大型品牌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王石之所以没有成为亿万富翁，不是因为他与钱有仇，也不是因为他自命清高、洁身自好——如果真是这样，王石早就被市场消灭了，哪会有今天的领袖风采？根本原因是，在以弱击强、残酷激烈的“斗争”中，作为国有资产的保护人，王石要取得公司的绝对控制权，首先就得拔刀“自宫”，保护好自己！《王石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始终没有把这个关键的命门点破。万科的老东家是深圳大型的国有企业特发集团（特区发展集团公司）。王石特立独行的个性与行为模式，使他与老东家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当初万科欲上市时，如果不是市政府鼎力相助，可能早就夭折了。后来，王石为了摆脱官僚气甚浓的老东家，曾打算将万科的大股东地位拱手让给北京华润置业，其条件非常优惠，但即将签合同时，老东家打了翻天印。试想一下，万科是国有控股企业，他与老东家的关系又长期紧张，要是王石真的“贪婪”，那么，他的下场可能比李经纬还要惨。作为老板，王石自己的年薪仅有几十万，那么，他手下的职业经理人们又怎么可能发大财！为安全计，为斗争计，为“后院不失火”计，王石一直恪守的底线就是不犯侵吞国有资产或使国有资产流失的错误，不犯贪污、行贿受贿等经济上的错误，这样，那些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人就没办法置他于万劫不复的深渊。正因为王石与老东家的关系剑拔弩张、复杂微妙，使得他不敢在灰色领域灵活穿梭，更不敢在明里暗里为自己谋私利。另外，他也没有必要为追逐暴利去冒翻船的危险。力百斤者负五十，轻装上阵，剩余精力去飞伞、登山，去玩值得一玩的任何时尚。“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回首当年与万科一起出发的“海盗船”，不知是那些监守自盗，虽身家过亿最终却船毁庙灭的新富豪们成功幸福，还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自由叹世界的王石来得潇洒。难怪，王石的哥们儿——北京万通集团的董事长冯仑，在谈到王石的成功时说：王石是逼出来的圣人！一语道破天机。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生活的真谛通常是充满辩证法的。第三类老板是那些有强烈的政治情结，但仕途却阴差阳错地被彻底堵死的人。前期的代表性人物有四通的万润南、南德的牟其中等，后期的标志性人物有海尔的张瑞敏、长虹的倪润峰、华为的任正非、大午集团的孙大午等。这类老板无疑是中国企业家之中最有才学、最有韬略、最雄辩、最充满激情的一类。他们对金钱本身的兴趣远没有对名誉、地位、权势以及影响力的追求浓厚，也就是说，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甚至狂热的政治情节。他们的案头置放的是中国的传统经典，诸如《老子》、《孙子兵法》、《资治通鉴》、《毛泽东选集》等。但因造化弄人，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平生所学以及满身的文韬武略了，于是便纷纷响应党的号召下到海里，乘风破浪。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是一个政治情结很重的?。重庆邮电大学毕业之后，就“混进”了军队（因其父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定论，政审马虎了一点儿）。在部队并非根红苗正的任正非拼命地工作，刻苦地钻研科学技术（好在他当的是技术兵，而非扛枪打仗的野战兵）。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里，老任（按理应该叫小任）尽管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尽管他的手下一个个立功获奖，但他却没有得到一纸奖状，更没有光荣入党。他就这样不咸不淡地在部队里待了近十年。1976年，“野心家、阴谋家、妄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任正非也开始扬眉吐气了。1978年，作为“毛选学习标兵”的他，以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由邓小平主持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自是风光无限，老父亲激动之余，将他与中央领导的合影放大用镜框小心地装好，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憋了十多年的任正非，正意气风发、准备乘长风破万里浪时，造化弄人，他所在的部队因为大裁军整体转业，无奈之下，老任依依不舍地脱下了军装，变成了一介平民，被迫下到了海里。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任正非下海之初，被人骗得很惨，你相信吗？不过，这是事实。可见，那时的他还没有完全静下心来。但任正非与牟其中、禹作敏的最大不同，就是他多了点儿理性。当发现已经没有可能走“又红又专”的仕途时，他非常果断地将自己的整个生命激情、智慧与才华全部倾注于当下的事业，而且心无旁骛。经过若干年艰苦卓绝乃至九死一生的拼搏，他终于开辟了一片天地。凡是存在过的注定要留下痕迹。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任正非的市场攻略、客户政策、竞争策略以及内部管理与运作，无一不深深地打上了我们传统的权谋智慧以及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烙印。翻开任正非的内部讲话材料和华为的宣传资料，其字里行间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战争术语，你仿佛置身于一个别样的战争环境，心速加快、眼中放光、热血奔流。以至于有人说进入华为的人都被洗了脑，老任并不否认这一点，却反说，一个自信的企业最大的底气来自于它改造人的力量。但不管怎么说，任正非利用他的文韬武略、权谋智慧，硬是打造出了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甲兵团，将西门子、朗讯、阿尔卡特、摩托罗拉等跨国的狮子们打得落花流水，硬是用三流的产品占领了一流的市场。任正非的身上烙上了毛泽东时代的深深印记。他们这一代人因为特殊而复杂的家庭背景，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感”，似乎他们人生的目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奋斗、拼搏，从而达到赎罪之目的。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赎罪意识表现于外，就是坚韧的毅力、不屈不挠的奋进、燃烧的激情、乐于奉献的牺牲精神以及渗入骨髓的民族忧患意识。他们这一代人是天生的苦行僧、笨拙的享乐者，他们往往率先垂范，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他们对员工说得最多的是“跟我上”，而不是“给我上”。大雨滂沱、汽车抛锚时，脱掉皮鞋，卷起裤脚，冒雨推车；将废品做成“奖品”发给相关的研发人员；为了提醒生产及研发部门的领导深入实际，居然给每人送一双皮鞋。凡此种种，发生在任正非身上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这种怀着深深的原罪感而自觉不自觉地在苦水里泡三遍，在咸水里泡三遍，再在血水里泡三遍的精神历练，使任正非滋生出强烈的民族意识、长线意识以及忧患意识。当海尔大张旗鼓地说“海尔，明天的世界500强”时，任正非则郑重其事地讲，华为在三代之内不要谈这个问题。在IT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时，老任却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华为的冬天要来了！比之狼来了还要恐怖，忧患、焦虑之心之情溢于言表。据说，《我的父亲母亲》一文是任正非亲自撰写的，发表前还叮嘱部下，不准擅自改动一个字。读完这篇流传一时的文章，感慨之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该文是新时期的《陈情表》。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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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