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现代银行服务登陆中国（1）

　　当陈光甫和好友张嘉璈、李铭谈及自己打算开办银行的想法时，得到了他们二人的极力赞同。“谈笑有鸿儒”，这两人的背景也不简单。张嘉璈是早年留日学生，攻读的是货币银行专业，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李铭和张嘉璈是留日同学，时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在征求亲朋好友的意见后，他们三人均得到了不少支持，也听到了一些很中肯的提醒：他们本就是金融圈的青年才俊，皆有一番成就，创业办银行是好事，但是这不同于其他生意，办银行需要雄厚的资本作为后盾，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上海站住脚，他们有这么多钱吗？

　　这三人虽然都才华横溢，但可用的家财并不多，尤其是陈光甫，可以说是身无余财，这可怎么办呢？“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却难不倒陈光甫这个商业奇才，在仔细考察了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业后，他提出了一个令人称奇的商业创意：避开竞争激烈的传统银行服务领域，另辟蹊径，找准市场空白点，创办一家为老百姓日常生活服务的小银行，初期定位即是作为中国银行等大银行的辅助角色。

　　而这个市场领域也不完全是一片空白，尚有许多大小钱庄存在。面对这些已有的竞争对象，陈光甫是如何看的呢？在他眼里，这些钱庄已经是日暮穷途，走下坡路了，与陈光甫即将创办的现代银行相比，它们的竞争优势并不明显，为此，他还专门向亲友讲解了他对钱庄的看法。

　　钱庄在我国金融史上曾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私人信用机构，最初经营的只是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而后其业务也逐渐拓宽。非要追本溯源的话，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零星的兑换货币的业务，后经秦汉、唐宋的发展，到明末清初，已经有了比较专业的金融组织，不但进行银钱兑换，还有存放款、提供汇票、发行钱票等功能，和现代银行的一些基础业务比较类似。从某种意义上说，钱庄也算是中国近代银行的前身了。

　　谈到钱庄的萌芽，最初还真不是以职业金融机构起家的，而是和米店、布店、煤炭店等日用百货店“混搭”着来的。久而久之，作为副业的金融服务业务一天比一天繁荣，在不投入大量精力便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情况下，民间逐渐出现了专业钱庄。钱庄还有另一个称呼——“银号”，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南方和北方的叫法习惯不同。

　　说到近代钱庄，不能不提及上海。在民国时期，上海就已经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了，各行各业之间的频繁交易，以及汇划、换算、洋厘、银拆、申票等服务的出现和发展共同催生了大量的钱庄和银行在这里安家落户。上海的钱庄多掌握在江浙财阀手里，在全国金融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上海的钱庄经营业务各不相同，与各家银行各有业务侧重点的道理一样，钱庄也根据业务性质和信用能力的不同，分为汇划钱庄（即大钱庄）和一般钱庄（即小钱庄）。顾名思义，大钱庄势力大，除了办理存款贷款业务之外，还能发行庄票、银钱票，能够左右市场的动向。而一般钱庄又分为元、亨、利、贞四个等级，按照排列顺序，它们的业务范围逐层缩小。仅仅从事最普通兑换业务的机构，称为“钱店”。

　　在19世纪末，“上海金融界的势力以外商银行为第一，钱庄次之，本国银行屈居第三”。土生土长的钱庄能在旧上海立足，与外商银行、本土银行一起竞争，靠的是他们在上海扎根早，熟悉地方行情，人脉资源丰富，机构精简，分工明确。众所周知，金融业最重要的是信誉，当时钱庄正是凭借其良好的信誉，开出的庄票被客户誉为“金蝴蝶”，意为可以满世界飞，拿到哪里都管用。钱庄合伙的股东都是资本雄厚、信誉卓著之人，互相之间都有连带责任，有的钱庄之间互为联号，是“信用同盟”的关系，类似于今天的“银联”，所以庄票一度比银行支票还要吃香。

　　在近代中国，银行和钱庄并存多年，近代银行最早出现在清末，初期有着明显的“钱庄化”痕迹，而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钱庄，在后期又呈现出明显的“银行化”特色。

　　关于钱庄和银行的界限问题，这里还有两个真实的故事。其一是上海的豫源钱庄一开始因为规模较小、发展缓慢，经理秦润卿在征得东家同意之后，赶了一次时髦，将钱庄改组为豫源商业储蓄银行。可是没想到银行的营业额还没有经营钱庄时富裕，没出3个月就因亏损而关门大吉。后来又改回钱庄，仍然是秦润卿做经理，经过上次失败后，秦经理悉心经营，反倒获得了良好的业绩。第二个故事是清末长沙出现了两次官办的大钱庄，后因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超出了钱庄的经营范围，发展到3个分局、6个子局，按银行业界的称呼来说，就是在总行的基础之上，又开设了3家分行、6家支行，最后改名为“湖南银行”继续营业。

　　钱庄在清末民初经历了回光返照似的闪耀之后，陷入了不可避免的衰败。至于衰败的原因，既有外部的冲击，又有自身的弊端。

　　从外部环境看，发展金融业需要的稳定政治环境没有了，鸦片战争，中英、中法、中日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太平天国运动，北洋军阀混战，中国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就没有消停过。间接造成的损失忽略不计，单是外来入侵者的烧杀抢掠，就曾让北京的300多家钱庄在一夜之间被洗劫一空。

　　当然，南方的钱庄相对幸运一些，躲过了入侵者的明抢。但是，外国银行在南方各通商口岸发展业务，中国的金融市场操纵在他们手里，钱庄只能作为依附品，攀在外国银行的高枝上。毕竟钱庄规模再大，也是私人性质的，相比较国外财团支持的外商银行来说，明显要弱势一些。钱庄自己要做大生意时，也不得不向外商银行借款，这就相当于把自身的命运交到了他们的手里。

　　20世纪初期，上海发生了一次“股市风暴”，直接造成了上海半数以上的钱庄倒闭。19世纪末，德国人本茨发明了第一辆汽车，有了汽车制造业，相应的，世界对汽车轮胎的原料——橡胶的需求量迅速增加，英、美等国的橡胶价格节节攀升。全球最理想的橡胶种植园莫过于东南亚，这里距离中国并不算远，又有大量的华侨居住此地，于是很多倒卖橡胶的欧洲商人都将公司总部设在了东亚的金融中心——上海。到1910年时，东南亚的橡胶开发公司已经达到了120多家，其中1/3的总部在上海。这些公司鱼龙混杂，有实打实做橡胶生意的，也有刚买了土地，橡胶苗都还没种下去的，甚至还有人压根就没到过东南亚，只是在地图上圈几个名字，就开始在上海招股了。

　　这些人在上海大肆宣扬购买橡胶股票的美好前景，还不停地把伦敦橡胶市场的行情传播到上海。如此一来，不光上海的商人相信了，连上海的洋人、洋行也卷了进来。上海人管橡胶叫做“橡皮”，所以国内一些洋行也都在门口打起了广告，写着“代客买卖各种橡皮股份”。

　　数不清的人被一夜暴富的神话驱使着来购买橡胶股票，连一些不知道橡胶是何物的人道听途说，都投身到了轰轰烈烈的购买热潮中。上海橡胶股票的热卖也刺激了伦敦的橡胶市场价格，两边的泡沫都在迅速地膨胀着。

　　风潮的始作俑者是英国奸商麦边成立的兰格志拓植公司。清末报人姚公鹤曾在《上海闲话》中这样描述兰格志拓植公司：“当橡皮股票公司成立前之数月，上海华洋各报发表一长文，名曰《今后之橡皮世界》，洋洋数万言，极言世界橡皮之需要，及未来30年预算之求过于供。彼时中外新闻记者，不知该著作者之别有命意，以为将为世界实业大放光明也，则亦著论以怂恿之。……然当时普遍舆论，对于该公司虽有种种猜测之词，固绝对不疑为诈欺取财也。又未几而股票涨价矣，又未几而飞涨矣。”③

　　一向谨慎的麦加利、汇丰、花旗等外资银行也开始承做橡皮股票押款，钱庄更是不遗余力地投入到了这场风浪中。它们不但自己买，也放款给别人买，资金不足时甚至向外商银行贷款，投资在疯狂的股市上。正元钱庄的陈逸卿、兆康钱庄的戴嘉宝、谦余钱庄的陆达生等人都是钱庄业的头面人物，这些人一马当先冲锋在前，引领很多商人、个人也都加入到炒股大军之中。从1910年开始，中国上海简直是无人不谈橡胶，上至官员下至平民无不倾囊购置，谁要是没有几张橡胶股票就会被人家视作“老土”。

　　疯狂的人们贪图股票的暴利，竟然抵押房产、首饰借贷购买。钱庄趁机还发明了一种新的抵押方式，允许顾客用买来的股票作抵押，贷出款来买新股票。有些“视野开阔”、“手眼通天”的人嫌在上海玩得不够刺激，直接伸手到伦敦购买。这一轮交易中，上海市场共投进白银4000万两之巨，占整个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整个上海的流动资金几乎都进来了，“金融中心”已经无金可融。

　　泡沫终究是泡沫，吹得再大再漂亮也是会爆的。正当上海人兴高采烈地算计着银子翻了几番时，1910年6月，伦敦股市暴跌，橡胶股跟着一泻千里，原来最高能到1600多两的股票一下子跌到了100两。洋人的消息来得较早，他们及时出手，避免了大规模的损失，而华商则囤积了大量股票，全部砸在手里。到了7月，上海每天都有钱庄倒闭。此时，借款给钱庄的外国银行开始催收贷款，更加剧了上海金融业的恐慌，时文称“钱庄里的华商资本完全枯竭，各银钱业之间也完全无法通融”。等到钱庄业的巨擘源丰润和义善源倒闭，这场“橡皮风潮”带来的危害达到了顶峰。

　　以上都是钱庄衰落的外因，按照“苍蝇不叮无缝蛋”的原理，钱庄自身的组织结构也存在着先天的弊端，即使没有外来的冲击也不能恒久昌盛，这也是陈光甫有信心在竞争中取胜的原因之所在。

本文摘自《一个领先时代的银行家》

　　陈光甫，是中国近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银行家，是一个金融奇才。他为人清高，熟悉专业，先后整理国家法币，与美国进行金融外交，维护了国家利益，他所创办的上海银行创造了我国近代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被誉为“中国的摩根，他对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的一生崎岖坎坷，最终成就功业。他直到七十多岁还在国际间奔走，事迹具有传奇色彩。他还开创了中国近代旅游业的先河，办旅行社、办招待所、办旅行杂志、修缮国内景点、开设境外旅游，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旅游业之父”。
　　本书从陈光甫的重要商业活动、与外商、与政府、与商界周旋等各个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现民国金融业的种种真相与角力。具有可读性与话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