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边界无法阻挡自由贸易

2013-12-17 09:50:08

　　必须承认，现在已经很少有国家将边境线一带视为贸易禁区，比如在中国，1992年国务院一次性就开放了13个边境贸易城市。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出台，明确鼓励边境贸易，并辅之以一系列优惠政策。当然，个别画地为牢的国家和地区依然存在，他们以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之名，像试图阻断空气的流动一样阻断国际贸易。

　　不过，话又说回来，以边境为由阻断国际贸易的心态和行为，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传统，或者这样说，国家主义成为全球化贸易的一个魔咒。这样的表述看上去有些学理，有些冰冷，但背后却涵盖着一部悲伤的国际贸易历史，多少具体的生命在其中灰飞烟灭。一部中国近代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人拒绝国际贸易的历史。中国人既不允许自己的民众走出去做生意，也不欢迎外面的人来，这在很长时间之内，已然成为一种国家姿态。

　　中国的福建沿海，向来是民间国际贸易生生不息的地方。所谓“人以海为田”，福建作为造船、渔业、贸易中心，已有千年历史。虽然各个朝代都绞尽脑汁打压，但福建人不仅引进来，还大胆走出去。史料记载，清朝年间，已经有很多福建人在东南亚一带国家担任收税员、港务长和金融顾问，一部分走得更远，他们前往加利福尼利亚淘金，并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成功。有意思的是，这些万里迢迢去国多年的福建人，却始终想念自己的故乡，他们一方面把辛苦所得的资本带回福建，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一批年轻人，最大的梦想则是再返回家乡，万里挑一地娶一个美丽新娘。此情此景，或多或少与今天到城市里务工的农民有一些类似。

　　可惜，清朝政府一直不支持民众的这种自发贸易行为，这些衣食无忧的达官贵人，显然知道国际贸易和商业秩序有助于东南沿海的繁荣，但却严重不信任那些离开中国国土的民众。他们甚至出台了一个奇怪的政策，禁止人民在海外的时间超过一年。结果，不仅大批民众无法返乡，几乎所有的国际贸易商人也无法展开任何一项中长期的生意计划。好在办法总是比困难多，这些试图回到中国的生意人，只好拿出大量的金银财宝来贿赂地方官员，以求自己得以名正言顺地回到中国。

　　另外一个让人难过的史料是，清朝政府从来对那些在海外做贸易的中国人不闻不问，当大量的暴力排华事件频频发生，清政府不仅不会动用国家力量加以保护，甚至连基本的外交干预都不愿意，而一旦这些商人试图自己组织武装力量进行必要的自我保护，清政府却如临大敌，格杀勿论。相比之下，同为国际贸易，英国政府、西班牙政府却允许商人组织武力自我保护，历史上著名的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根本就不是国家武装，只是几家国际贸易公司的保安力量而已。

　　是不是这种高压性质的国家主义恐吓，就能阻断人民的自由贸易呢？很有意思，有人为此被监禁，有人为此被杀头，但民间国际贸易却一直暗流涌动，叫管理者防不胜防。人们最通俗的动力究竟是什么，这几乎是一个不需要考证的问题，人们只是为了活下去，或者说，人们只是为了让自己活得好一些，而自由贸易则是通向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

　　当然，学者们对国际贸易的研究一直如火如荼。在克鲁格曼之前，国际贸易的模式主要是被理解为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差异造成了资源的流动。这就相当于高地上的大水必然要流向低处，国家与政府面对这种流动，与其无能为力，不如放任自由。李嘉图对国际贸易的解释，集中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两个国家之间，是国家之间一种互补的关系引起了国际贸易的发生和发展。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人们观察到的现象却是，国际贸易越来越发生在经济发展程度相仿的国家之间。透过垄断竞争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国际贸易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突飞猛进地发展。其中一个进步就是将完全竞争市场之外的市场模式，例如寡头垄断的市场，引入国际贸易模型。而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是在李嘉图的基础上向前迈了一步，他引入了垄断竞争模型，指出相似国家发生了大量产业间贸易，阐释了传统的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贸易现象。

　　对于中国今天的全球化格局而言，克鲁格曼的贸易模型价值连城。克鲁格曼为中国这种不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找到了方法论，当一种不尊重普世价值，同时又具有高度垄断性的经济体介入到国际贸易体系中，人们将怎样重建一种新的贸易规则，或者是，怎样在一种共谋的局面下，达成一种新的贸易秩序，克鲁格曼为我们提供了清醒的答案。

　　这是一种科学的答案，是人的理性在国际贸易领域所探寻到的真理。无论国家的制度有何差异，无论意识形态怎样不同，贸易却会超越。人的幸福，生活的演进，这才是我们的主题。那些以国家之名阻断国际贸易的人，要么狭隘自私，要么草菅人命，而在理性的层面，他们最明显的错误，乃是对国际贸易的一种愚昧，一种无知。

本文摘自《我的自由选择》

　　在当下的中国，很少有人能把经济学的常识写得如此灵性而且优美。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经济学美文，以至于读者不得不感叹，原来经济学像诗歌一样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