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节：夕阳下的工商图景(1)

　　第十七章

　　夕阳下的工商图景

　　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

　　--和珅《绝命诗》

　　1799年，世纪交替的前夜，注定是一个巨人出没的年份。在欧洲的法国，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历时10年的法国大革命宣告落幕，这个小个子的军事强人让整个欧洲战栗不已。而在亚洲和北美洲，则相继失去了两位巨人，一个是中国的乾隆皇帝，一个是美国的华盛顿总统。

　　刚刚过了正月，88岁的乾隆就在紫禁城养心殿安详驾崩了。当他去世时，没有一个人会料想到，帝国盛世的幻象将在短短的40年后就被击破。乾隆当了60年的太平皇帝，史上执政时间第二长，仅次于他的爷爷康熙，他留给儿子嘉庆两个重要的遗产：一是百年"康乾盛世"的巨大光环，二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贪官，也是当时的全球首富和珅（公元1750~1799年）。

　　和珅是乾隆晚年最信任的大臣，乾隆四十年，不知因为什么机缘，26岁的和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由一位乾清门的普通侍卫被提拔为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后来又当上了领班军机大臣，封一等忠襄公。

　　和珅发财，靠的当然是贪污，只是他贪的能力实在惊人，有学者考据，乾隆执政最后5年的税收被他贪掉了一半。乾隆驾崩的15天后，嘉庆就以"二十大罪"，把他给赐死了。临终前，和写下数首绝命诗，其中一句曰"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嘉庆查抄和家，得土地8 000顷、当铺银号等130座、藏金3万余两、银300余万两，财产总值约2.23亿两白银，当时清廷每年的财政总收入约为四五千万两--乾隆五十六年的总收入为4 359万两，和的财产竟相当于5年的国库收入，人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一个人，既是国家的首相，又是国家的首富--我们不妨称之为"双首现象"，大抵是中央集权到了登峰造极的恶质时期才可能出现的"超级怪胎"。和是史上最典型的"双首"样本，在其之后，还有民国的孔祥熙和宋子文。"双首"人物的出现必基于两个前提：第一，政府权力高度集中，权钱交易的土壤相当丰腴；第二，贪污必成制度化、结构性态势，整个官吏阶层已朽不可复，清朝自乾隆之后，纲常日渐败坏，民间遂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讥语。

　　在地球的另一端，1799年12月14日，乔治·华盛顿在弗农山庄的祖屋中去世，他留下的是另外一份遗产。

　　他领导了一场独立战争，让北美地区摆脱英国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本有机会做一个皇帝，至少是终身制的独裁者。可是，他却选择当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并在两届任期结束后，自愿放弃权力不再谋求续任。他主持起草了《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后一部文件中，起草者宣布，制定宪法的目的有两个--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自由，基于这两个目的，国家权力被分为三部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部分权力相互之间保持独立，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著名的三权分立原则。

　　在1799年，乾隆的名声、权力和财富都远远大于乔治·华盛顿。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到了1820年，中国的人口总数为3.81亿，美国为

　　1 000万人，相差38倍，中国的经济总量为228.6亿"国际元"，美国为12.5亿"国际元"，相差18倍，两国几乎不在同一个竞争层面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演，不同的遗产让他们个人以及各自的国家在历史的天平上获得了新的评价。

　　如果有机会重新回到18世纪末期的中国，人们将看到一番怎样的工商图景？也许，我们透过一位商人的眼睛，可以完成一次小小的"穿越"。

　　他的名字叫鲍志道，生于1743年，1801年去世，一生走过了整个"乾隆盛世"。

　　鲍志道是江春的歙县同乡。鲍家世居歙县棠樾村，早在晋太康年间，鲍氏始祖就从中原南下到偏远的徽南，从此耕读人间，聚族而居。从明洪武年间开始，鲍家有人外出经商，十二世祖鲍汪如和很多徽商一样从事盐业，运米贩盐于南部的云南一带，家业稍富。明嘉靖年间，鲍家又有人在科举上有了收获，十六世祖鲍象贤考中进士，累官至兵部右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官员，算是光宗耀祖的第一人。从此，经商、科举，鲍家子弟兵分两路，各取所需。

本文摘自《浩荡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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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史三部曲之三：浩荡两千年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作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