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6)

　　为了保持垄断和支配的地位，政权与国有资本集团必然对财富的集中度非常敏感，民间资本因而不被允许做大，所谓的"抑商"政策从来是出于政治性的要求。如钱穆所观察到的，"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当社会被打成散沙后，就不能有民间的力量了，从而专制的权威不会受到挑战。中国的史家常常说"均贫富"，其实，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贫"还是"均富"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现代民主社会是"均富"，传统集权国家则是"均贫"。在客观上，中央集权制度必须把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在这个意义上，"均贫富"也是集权之需要。

　　其二，政府与民间没有形成对等的契约关系，民间资本的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在皇权制度及其法权体系中，人民的财产合法性建立在"皇恩浩荡"的前提之下，因此，政权对人民财产的剥夺带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

　　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受统一市场之赐，中国民间的商品交易极度活跃，初级市场如毛细血管般发达，而民众之间的契约关系也非常清晰，从流传至今的各代契约文件可见，双方对买卖的权益合法性、准确性及责任认定，都有十分明确的规定。然而，影响工商业进步的最大困扰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等契约关系从来没有被确立下来过，国家机器对于工商阶层及其一切财产，拥有不受契约精神约束的处置权，常常以"均贫富"的面目出现，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而实施之目的和结果，则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并最终保持政权的稳固。这一景象从中央集权制度初步生成的汉武帝时期就初露端倪，唐宋两代并不乏见，而进入明清之后，皇权专制更为强悍。

　　就中国的个体商人而言，他们不缺乏通过风险投资而追逐更大商业利润的欲望，也不缺乏如马克斯·韦伯所称道的新教伦理式的勤奋节俭和以财富积聚为生命目的的观念。与其他国家的民族相比，中国的工商阶层在商业智慧和商业伦理上毫不逊色，甚至称得上是杰出的一族。但是，一旦涉及市场与统治权力的关系时，中国商品经济难以获得最终发展的原因就立刻非常强烈地凸现了出来。财产在法律上的"权界"及其不可侵犯性，从来只存在于民众彼此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于自上而下的统治权力与"子民"之间，统治者对国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拥有任意宰割的无限威势。

　　其三，权贵资本横行，寻租现象历代不绝，财富向权力、资源和土地猛烈地聚集。社会资产不是在生产领域积累放大，而是在流通领域内反复地重新分配，技术革命几无发生的土壤。

本文摘自《浩荡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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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史三部曲之三：浩荡两千年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作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