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经典经济学在中国本土的验证（上）：道德的感通(11)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曾子曰："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天下治乱、国家兴亡、家道穷通、人事沉浮，无一不循善恶之自然轨道运行。"看不见的手"，大家看到了吗？不是市场，是伦理。

　　二、勾践复国：卧薪尝胆 励精图治

　　越王勾践的祖先是"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经多20多代的传承，到了勾践父亲允常这一辈，和吴王阖闾征战不断。允常去世后，勾践立为越王。过了三年，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练兵，目的就是要攻打越国，就想先下手为强。范蠡谏阻说："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但是越王不听劝，执意用兵。结果被吴王击败，越王领五千多兵卒退守会稽，吴王追而围之。

　　越王后悔不听范蠡的劝告，范蠡对他说："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勾践采纳范蠡的计策，向吴王献美女宝器，称臣。吴王不听子胥"今不灭越，后必悔之"的劝告，赦越罢兵而归。

　　勾践起初不听良言相劝，逆德兴兵，自取其辱；其后忍辱负重，发奋图强，经过22年的努力，灭吴兴越，且不论争战胜负的正义与否，其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后世学习者难得的精彩范例。总结而言，有以下几点：

　　1．贤君良臣。

　　家和万事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就是最大的经济效率。伍子胥对勾践一方的"管理层"评价是"勾践是贤君，文种、范蠡都是良臣"。敌我之间，对手的正面评价往往是真切之言，不会有溢美之词。事后也证明伍子胥的识人是准确的。勾践动摇信心时，臣子激励打气，助其恢复信心。例如文种劝他说："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失败乃成功之母，祸兮福之所倚，教会并鼓励勾践乐观、辩证地看问题。

　　2．知错能改 为政以德

　　兵败后越王勾践返回越国，"食不重味，与百姓同苦乐"，与治生之祖白圭的"与用事童仆同苦乐"异曲同工。"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 虽然范蠡看破勾践是可共患难、不可同甘之人，但是范蠡在困境能够做到"与百姓同其劳"20多年，也是有志之人。

　　3．知耻图强 知人善任

　　勾践想要用范蠡治理国政，范蠡说："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 臣子之间的相知相让，得五伦顺转之妙，有上下相和之境，符合孙子"上下同欲者胜"的兵家局势判断的大要，难能可贵。

　　在历史上，国家在自己手上败亡又在自己手上恢复的，非常罕见。励精图治、忍辱负重、与民同作，22年不懈，可谓意诚身修，能够最后富国强兵，雪会稽之耻，是伦理之必然。然而，其修德是为了复仇，不谓心正，终究不入王道而行霸道。范蠡谓之"可与同患，难与处安"，是识人之大智。后世足以戒之、鉴之。

　　三、光武中兴：偃武修文 光大祖德

　　西汉开国200年，为外戚王莽所篡，刘秀巧为措置，恢复汉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师出有名，征伐有义"。然而不具充分的智勇德行，难以克谐。纵观历史，昆阳之战见刘秀之勇与智；兄长犯上、宛城谢罪见刘秀之义与谦；兴兵20年，"每一发兵，头须为白"见刘秀之强与仁。自古以来，许多先贤皆认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刘秀曾经说过："每一发兵，不觉头须为白。"仅此一语，足见他的心地，智仁勇强一体承当。

　　再次统一时，全国人口"十存其二"。光武帝"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为尽快的恢复和发展，躬行节俭、奖励廉洁、整顿吏治、选贤与能、与民休养生息、薄赋敛、省刑法。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税制；连续下达六道释放奴婢的命令，使得自西汉末年以来大量农民因失去土地而沦为奴婢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战乱中大量荒芜土地也逐渐恢复耕种。光武帝"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吏治精简极大地减轻农民负担，"内外匪懈，百姓宽息"。统治末期的人口数量比建国初期翻一番还多，达到了两千多万，再现经济繁荣景象，史称"光武中兴"。

本文摘自《中国经典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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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经济学的贯通解读：中国经典经济学 在今天这个市场经济繁荣的社会里，“经济”成为了各行各业人们口中常说的词汇，懂的或者不懂的，理解的或者一知半解的，仿佛了解“经济”是一件时尚的事情，是现代人身份的标志，尤其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开始频繁使用宏观调控手段熨平经济波动，各种经济术语日益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使得原本在许多人看来高深莫测的“经济学”大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势。然而，对于到底什么才是“经济学”、如何判定“经济学”是否有效之类的问题，关心者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