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节：启示录：挥之不去的政治情结(2)

　　一方面是济世理想，一方面是富可敌国的财富，当二者结合在一起，企业家就忘记了自己的天职，忘记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企业的力量足以改变国家的命运，但是企业不能代替政府，企业家也不能代替政客。

　　从清朝走出来的这批企业家的济世理想是可以理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毕生理想。“君子取义，小人取利”，古代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立功立言立德”才是正道，“利来利往”则被人鄙视。

　　在这种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中国商人遭受官僚鄙夷和压迫，心生忌恨和敬畏；但是官僚的地位和荣誉，正是他们所向往的。所以，中国商人千方百计地与政府官僚靠拢，以提升社会地位，获得社会认可。

　　中国商人对政治表现出非常纠结的情结：既爱又恨；既敬畏又拉拢。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商人都与政府官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管是传统巨商、官商、绅商还是买办都与“官”关系密切。

　　“红顶商人”胡雪岩，依仗左宗棠的政治势力；一代“商父“盛宣怀，依仗李鸿章的政治势力。沈万三与朱元璋关系甚笃。吕不韦则曾辅佐秦庄襄王登上王位。席氏家族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盘根错节。

　　中国商人与政府官僚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给寻租留下了极大的机会。以至于中国商人都试图挤进官僚，保护利益之余，达到“名利双收”的完美境界。到了近代实业兴起之后，以盛宣怀为代表的亦官亦商的官商，以公谋私，暗中暴富。这种行为，祸害百年。

　　但是，在政治社会中，商人极易成为官僚的“棋子”，政治斗争往往殃及商人。吕不韦卷入嫪毐集团叛乱，秦王威逼，饮鸩而死；沈万三卷入蓝玉之案，被朱元璋充军云南，财产没收；胡雪岩在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政治斗争中被“猎杀”。如此惨剧，千百年以来，屡屡上演，血染商海。
　　在“士农工商”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中，这批企业家敢于冲击陈腐观念，从事工商“末页”，就应大受赞誉。

　　但是，政治情结一直萦绕在中国商人心中，就像挥之不去的幽魂，直至今日。

　　中国商人的追求是“自己和下一代人不再成为商人”，这直接导致中国商人难以转变成真正的企业家。

　　《论语》指导着中国无数商人纵横商海，却钳制了企业家的成长。所以“儒商”可能是个伪命题。要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所提倡的“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逐利应该成为一种主流的价值观。

　　当然只看《国富论》是远远不够的，亚当?斯密还有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论》，它告诉企业家除了逐利之外，还应有自我价值实现的道德追求。一本论经济，一本论伦理，相得益彰，启迪思想。

　　破除政治情结，成为真正企业家，靠商人个人远远不够，需要社会构建一种真正认可企业家的价值观和杜绝“寻租”的公平市场秩序。

本文摘自《公司的力量(中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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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同名纪录片：公司的力量(中国篇) 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中国的大门，千年中华遭遇历史的拐点，“公司”成为没落王朝眼中的救命稻草。追求自由市场是公司的天性,当“汉阳造”的子弹打出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公司在悄然而有力地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沧海横流，国民政府骑着高头大马从战场上归来，公司遭遇国家机器的大收编，然而无所不能国家主义不过是纸老虎，国民政府最终经济失败中破产，坚强的公司正在默默诠释公司与政治的内在逻辑！在意识形态控制一切的时代，没有公司，没有市场，当然没有国家的富强。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重新呼唤公司。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不得不反思，政府在公司面前究竟应该如何自处？民营企业撕开计划的铁幕，中国社会迎来转机。久违的公司回来了，神州大地瞬间焕发出勃勃生机。公司一次又一次拯救国家，它在昭示自己隐而不露的伟力！国家的复兴初步实现，野蛮生长的公司显露其暴虐的另一面，缺乏正确价值观的辖制，公司制造了一大堆麻烦。何时能给这匹野马套上缰绳，也决定了何时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