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国家的命运与公司的力量(4)

　　与张謇一样，1900年到1911年，中国民族企业获得良好的自生机会。1901年荣德胜与兄荣宗敬等人集股在无锡合办保兴面粉厂，后改名茂新一厂。1905年，兄弟二人又与张石君等7人集股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荣氏家族的辉煌事业从此开始。后来，荣氏家族出了一位新中国副主席——荣毅仁。

　　国难当头，张謇、荣德胜等民营企业家不像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的资本家一样血腥贪婪地敛财，而是以“实业救国”为担当，办厂兴业，冲击国体。绅士出身的张謇更是在经商成功后，试图谏言改革以图强。张謇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农业学校、女子师范学校、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等，广开学校，传播思想，启迪民智。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东北沦为战场，清政府竟“局外中立”作壁上观，哀鸿遍野刺痛着国人最后仅存的民族自尊。正在开化的民众一时间激愤四起，变革呼声响彻京都，地方总督摇摆不定。中国人常言“穷则思变”，在扼杀了维新变法后，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在1905年前后推行了最为激进的变法。

　　1903年7月，清政府设立商部，下设商务局、劝业道、商律馆、商报馆、公司注册局、商标局等。次年1月，商部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和《公司律》，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公司法。后又连续颁布《破产律》、《试办银行章程》、《大清矿务章程》等。这些法律构成了中国近代一套相对完整的商法体系，构建了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石。商法从法律高度确立了公司的地位，保护了公司的利益。

　　1907年，大生纱厂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股民第一次在大会上平起平坐地与官股争论如何规范官股决策权力的问题。最终，《公司律》成为了最终的裁判：不分官、商，凡入股者皆为股东，股有大小之别，无官商之分。我们看到，一种保护私有权利的商业秩序正在微妙地萌芽。

　　另外，清政府不但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允许并倡导民间创办商人组织，而且专门颁布《奖励公司章程》奖励公司募股。

　　重农抑商，连绵千年，工商“末业”受如此厚待，实乃空前；如此上行下效，冲击千年士农工商之等级观念。以逐利为本的公司赤裸裸地“强奸”了几千年来奉行的“重义轻利”的伦理道德，“无商不奸”的观念在中国百姓的思想中开始瓦解。杨杏佛感慨：“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得者。今以子男等爵奖励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

　　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这项自隋唐以来延续1300多年封建制度的废除，意味着中国人将从传统落后的儒学中解脱出来，以开放的姿态全面接受西方先进文化，彻底摧毁了社会精英阶层进入仕途之路。清政府对社会精英阶层彻底失去控制，对于清政府而言，这是致命的。

　　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扫除自由交易的体制障碍，清政府从颁布商法到废除科举，无疑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圣上之名重商奖商，投资于实业者趋之若鹜，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写道：“只是在1905年-1911年中国工业出现之后，利润的诱惑才占了上风，经济收益才变成主要动机”。

本文摘自《公司的力量(中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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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同名纪录片：公司的力量(中国篇) 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中国的大门，千年中华遭遇历史的拐点，“公司”成为没落王朝眼中的救命稻草。追求自由市场是公司的天性,当“汉阳造”的子弹打出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公司在悄然而有力地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沧海横流，国民政府骑着高头大马从战场上归来，公司遭遇国家机器的大收编，然而无所不能国家主义不过是纸老虎，国民政府最终经济失败中破产，坚强的公司正在默默诠释公司与政治的内在逻辑！在意识形态控制一切的时代，没有公司，没有市场，当然没有国家的富强。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重新呼唤公司。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不得不反思，政府在公司面前究竟应该如何自处？民营企业撕开计划的铁幕，中国社会迎来转机。久违的公司回来了，神州大地瞬间焕发出勃勃生机。公司一次又一次拯救国家，它在昭示自己隐而不露的伟力！国家的复兴初步实现，野蛮生长的公司显露其暴虐的另一面，缺乏正确价值观的辖制，公司制造了一大堆麻烦。何时能给这匹野马套上缰绳，也决定了何时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