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教育和专业商学院的历史发展

　　专业商学院的兴起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正如大家注意到的那样，到那个时期，高等教育变得非常专业化了，美国尤其需要更多实用性课程来满足其工业化进程的需求。与此同时，随着全新一代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努力吧自己和低等的劳工阶级区分开来，多个专业性组织开始兴起。美国医学协会、美国律师协会和美国经济协会就代表了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人们对结构和秩序的关注；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中，为从事实际工作的专业人士建立标准成了一种传递合法性信号的方式方法。

　　随着现代公司为越来越多的白领提供工作，那些身处新创造出来的职位上的个人也开始寻求专业地位以及相关相应的尊重和社会声望。商学院的历史也因此与美国中产阶级当中兴起的专门化和专业化这一大趋势内在地关联在了一起。

　　尽管有着十九世纪这样的情境，商学院的历史还是与人文教育理想的长期历史一样，具有共同的基础。将一条教育路径看作是以实用性问题为主导，另一条教育路径看作是致力于人类发展进程中更崇高的理想为主导，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每一个时代，人文教育总是要负责培养能够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的各项品质和能力。例如，希腊罗马社会意在通过人文教育来为社会培养一批精英领导人。尽管在关于究竟应该强调课程中的哪些组成部分方面大家各执一词，比如说究竟应该是强调修辞还是强调逻辑，但是教育的最关键目标是塑造出模范的公民，让他们为领导整个社会做好充分准备。而且，中世纪的人文学科学生并不都是僧人；有许多都是精英分子，人们希望他们在接受教育后能够成为社会的领导者。

　　最早的美国人文艺术学院也不仅仅是培育“深刻的思想家”而已；耶鲁大学的建校文献中指出，“年轻人可以接受艺术和科学的教导，在全能的上帝的祝福下担当管理教堂和国家的公共事务。”事实上，清教徒总是在积极地寻求一种方法，用来缓和宗教信仰与自己获取的财富之间的张力。财富的获取，一直让他们引以为傲，事实上也被视为是上帝恩宠的体现。有关“天职”这一概念，即清教徒通过工作来敬奉上帝，也展示出实用与神圣之间的调和：“一个真正有信仰的基督徒，一个称义的人，他是秉承信仰、坚守职业的。不仅仅是我的精神生活，甚至包括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世俗生活，我这一生，都将秉承对对上帝之子的信仰。”

　　当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变成了美国之后，人文学科的价值观就用于服务全新的共和国了。正如戈登-伍徳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开国者坚信，这个新国家的成功靠的就是其对古典道德理想的坚守，这些理想取自于自己所熟读(当然是翻译过来的)的希腊罗马文献。当然，灌输这些理想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教育。

　　本杰明-拉什和其他人也都意识到了，美国民众是不太可能自发地接受共和主义的精神的，或者说不太愿意接受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个人欲望和先入之见之上来考虑问题。相反，“这些共和派的弟子必须‘接受教育，才能明白自己并不只是属于自己，自己是公共的财产’。”托马斯-杰弗逊创立弗吉尼亚大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开发年轻人的理性判断的能力，”同时也是“调和与促进农业、制造业和商业领域的利益。”

　　在杰弗逊式民主制度的推动下，在白人男性中普及选举权这种做法提升了社会对受过教育的民众的需求；尽管当时高等教育仍然还只是精英群体的专属权利，十九世纪蓬勃发展的公共教育运动不仅仅扩大了普通民众的识字率，而且也将这样一个理念传播开来：一个受过教育的公众能够做出符合道义、富有智慧的投票决定。人文学科与政府和企业的实际运作之间的关联到今天一直存在、未曾改变，在大多数大学里对通识教育课程的要求就是明证。许多教育机构都已经调整过或正在调整自己的通识教育课程，以便更好地响应今日社会的需求，但是人文教育理想背后的推动原理则始终如一，那就是：为社会输送秉承公共价值观的全面发展的学生。

本文摘自《失落的管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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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围绕德鲁克的创见——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务于非道德的市场的工具——为处于道德困境中的现代组织提供转型蓝图和升华指南，精确地界定了德鲁克没有来得及界定的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间建立起清晰的关联。本书认为管理者必须关注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会价值和标准、权力的使用和滥用、个体性格成长、创新和技术、善与恶的本质、经理人在健康社会里的作用等。
　　本书提出了一种新的管理哲学，这一哲学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领导者赖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经济和社会的基本原则。本书呼吁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职业经理人还是企业家，放弃利润高于一切这一狭隘的商业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将来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得益和得意），倡导管理者拥抱那些有助于建立好管理、好商业和好社会的不朽真谛，号召我们对今天的管理实践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在一切还来得及之前让改变发生，并为此提供了各种有益的创意、概念和实用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