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产大亨的国度（2）

　　1999年秋天，胡润成为第一个尝试计算中国富豪人数和身家的人。通过两年的努力，胡润把自己的研究成功传真给了《金融时报》、《泰晤士报》和《福布斯》等多家重量级的财经媒体，在传真中，他这样写道：

　　10月1日，中国就要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了，如果把成功以拥有财富的多寡来定义的话，那么这50个人就是中国最成功的人。

　　其实当年胡润的这份榜单并不能算是一份真正的榜单，因为它并没有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中国的富豪们究竟有多少钱。

　　在1999年的富豪榜中，共有50人上榜，这50人被分为了A-D四个等级，其中A级表示10亿元以上；B级表示5-10亿元；C级1-5亿；D级5000万-1亿。

　　不仅如此，即使是对富豪进行这样模糊的划分，胡润的报告依然很难被所有人所接受。事实也正是如此。

　　当时的胡润，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国人，很难接触到他富豪榜中的那些知名人物，很多人说，他根本就没有和榜中的刘永好、张朝阳等人见过面，甚至没有通过电话，更有质疑者声称胡润"当时的榜单完全依靠外围数据的推测，他根本就没和榜中的任何人进行过确认"。

　　不过胡润的富豪榜依然成为当年中国最大的新闻。与俄罗斯和印度的民众比起来，中国的民众对这些榜上有名的富翁们宽容了很多，大家没有过多的质疑，只是以一种略显羡慕的口吻在茶余饭后谈论起这些似曾相识的名字。

　　相比富国，穷国的富豪要多得多，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是最基本的经济定律的反映。

　　刚刚步入改革之路的穷国们，政策对财富分配的影响立竿见影，历史的经验表明，"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经济发展起步阶段的最佳选择，可是计划经济的失败又证明了缺乏市场活力的经济发展道路是不会成功的，选择这两者之间的道路似乎是理性的选择。

　　实际上，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翻身仗就是依靠这样的策略而成功的。

　　日本于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今东京湾）岸的浦贺，迫使幕府和美国签订不平等条约，随后日本被殖民的时代开始了。

　　1867年，日本进行了改变命运的明治维新，在这次改革中，日本以国家财力支持私人经营的钢铁等近代支柱工业的发展。这些企业一方面依靠国家的财力迅速成长，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的私有性质没有变化而没有失去市场竞争能力。同时，国家还有意维持这些企业的垄断性质，以帮助这些企业的成长。

　　此后，依靠这些性质模糊的企业，日本的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并最终由殖民地直接过渡到了工业化国家。

　　不知道俄罗斯和印度的改革者从日本的经验中吸收了多少经验，不过从这些国家改革的进程来看，绝对垄断的企业是重要的发展方向。

　　从1978年开始至今的中国改革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至少在处理垄断企业的问题上，要比这些国家更加成功。

　　中国的涉及国家命脉的国有企业大部分都掌握在国家手中，而没有成为私人企业，相比俄罗斯和印度，中国的改革收益的人群相对更多。

　　虽然从整个国家的财富结构上讲，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依然偏少，不过相比其他"金砖国家"来说，中国的财富比例相对要合理得多。

　　财富的不均衡是新兴国家的通病，也是所有国家经济发展中必经的道路。美国历史上早期的西进运动，其实就是东部相对贫穷人群的大迁移活动，美国南北战争中为了几美元而参军的北方兵，他们甚至没有钱来买靴子。

　　财富积累和分配是经济发展中最基本的课题。相对来说，通过垄断手段实现财富积累的难度要远远小于改革财富分配制度，因为后者需要触动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不过这种改革又必须进行，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经济观察报年会"上提出了一个观点：没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个社会就不会稳定。这个观点其实和当年的"中等收入陷阱"共同表达了一个同样的主题，而当年巴西经济崩溃则将这个理论从一种模型变成了活生生的案例。

　　①《盖茨全球首富位置已被墨西哥电信大亨取代》

本文摘自《金砖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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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成功的君王都将封疆扩土作为重要的武功，但是进入世界一体化经济发展的时代，庞大的国土面积似乎和国家的经济实力并不完全成正比，国土大，经济弱的国家比比皆是。
　　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这四个曾经世界上最穷的大国，如今被称为“金砖四国”，成为了经济学家眼中引领未来世界经济浪潮的国家。本书面向大众读者，以通俗的语言力图从国际环境、经济发展、民生民情等诸多角度全面介绍这四个国家，系统阐述“金砖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把我机遇，实现经济腾飞的过程，揭示“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带动的世界格局之变，给中国普通读者一个了解“金砖国家”的最佳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