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中之鸟：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改革（3）

　　在改革开放年代，对外开放是整个过程极其关键而不可或缺的部分；不看到这一点，任何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叙述都是不完整的，也是误导的。中国的开放政策，尤其是对西方世界的开放，贯穿于整个80年代，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经济改革的每一步都在拉近中国与全球市场经济的距离。

　　在邓小平历史性访美5年之后，国务院总理在1984年1月访问了美国。同年4月，美国总统里根回访中国，这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总统对中国的第一次国事访问。中美关系的缓和打开了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之路，也为中国商品叩开了美国市场的大门。同时，中国逐渐成为西方投资的新目标。而这一切都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除了这些明显的变化之外，中美关系的改善同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施加了微妙但又同等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尤其是在学生们的心目中，美国取代苏联成了新的学习榜样。从80年代开始，中国最优秀的大学生们把赴美留学看作他们求学道路的最好机会，甚至中国领导人的子女也被送往美国留学，而在四五十年代，他们父母留学去的是莫斯科。

　　把西方的市场经济引入中国，深圳经济特区走在了全国的最前面。1984年1月，邓小平自建立经济特区之后第一次视察深圳。在目睹深圳的高速发展之后，邓小平称赞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样板。邓小平的南方视察和他对改革开放的肯定，向西方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将坚持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不动摇。根据《日本经济》杂志的报道，在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后，“一些主要的日本贸易公司冲到深圳去设立办事处”。不久之后，14个沿海城市也对外开放，这被《商业周刊》称为“中国吸引外国投资的大胆举措”。

　　但深圳的经济试验并非一帆风顺。邓小平是当时最支持深圳的中国领导人。然而，1985年6月，邓小平承认：“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在中国领导人关于未来的展望中，从来不缺少分歧，但随着改革的推进他们不断调整，修正自己的观点。在改革之初，中国领导人曾团结一致要将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978年）。不久之后，他们就将目标更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2年），之后又变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后来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改革的目标，深圳不得不时时调整自己，尽最大努力去适应不断更改的党的路线。

　　作为改革试验的先锋，对深圳的批评声音从未停止过。总是先于当前的政策一步，深圳经常发现自己与当前的主流思想相悖。由于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创建的目的在于利用资本主义实践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的批评总是不可避免。建立经济特区的策略意味着深圳必须尝试一些资本主义的做法。这样一来，深圳不得不承受来自意识形态和实践双方面的巨大挑战。从实践方面来看，特区是个前所未有的全新试验，事事都得从头学，这个挑战的艰巨性不言而喻。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中国还没有作好接受市场经济的准备，深圳因此经常被认为是“精神污染”的来源，在1982年和1983年遭到了大量的攻击。直到1992年，邓小平找到了堵住这些攻击的方法：“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本文摘自《变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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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革中国》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书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它展现给读者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