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三坚持”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神州大地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悲剧，它使中国的历史大倒退。现有专家学者对这段历史进行总结，说“文革”起码有三大危害：一是致使政治上长期动乱，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二是经济上社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三是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被严重摧残，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国民素质下降，经济、科技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了。同样经历了二战的创伤，在亚洲经济四小龙腾飞之时，中国却在搞“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使中国经济发展最起码落后了西方国家十几年。

　　在“文革”这个大舞台上，各色人等粉墨登场，人性中的正义与邪恶、温情与冷酷、善良与残忍、公与私、美与丑、真与假都彻底暴露。地处四县交界的“边区小镇”王庄不是真空地带，虽然“文革”的来势远没有大中城市凶猛，却也是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一夜之间，数十个群众组织“揭竿而起”，摇旗呐喊，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客观上分析，当初参加群众组织（后统统贬称为“造反组织”）的人，大部分出自朴素的感情，出自对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热爱，如袁勤生，就是出于“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护公社党委一位领导的单纯愿望才卷入这场政治风暴的。当然，也有如上所述的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乘机混水摸鱼，以此满足私欲。

　　说文革“史无前例”，也许是说本身的范围规模和深度广度。运动发动面之广，参与人数之多，影响之深远，破坏力之强，是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的。“四清”运动还来不及收场，“文革”就风起云涌。担任常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王庄分团团长的张其林，随即被中共常熟市委任命为王庄公社党委书记。可他刚坐上公社党委书记的位子没几天，“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就在他耳边响起了。他完全没有回过神来，一个“革命”的组织者、“革命”的动力，一下子被转为“革命”的对象。有些群众组织要张其林交代“罪行”，更有甚者拉着知识分子出身的他戴高帽游街，他多狼狈，多难堪呀！

　　时在白泥工场当会计的袁勤生认为，张其林在“四清”中表现还是不错的，他在“四清”中的一些做法，完全是在贯彻上级的指示，要错也是错在上级，不应该对他有极端行动，觉得这是一些群众组织专门和张书记过不起。为此，他也在本单位拉起一支队伍，连续贴出了不容污辱张其林书记的大字报，他甚至走到公社广场和礼堂，和打倒张其林书记的一派辩论。

　　我们在前文中介绍过，袁勤生的口才极好，辩论的对方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起初，王庄公社其它单位的人还不认识袁勤生，通过辩论，大家一睹了他雄辩的风采，又看他写的大字报，都说袁勤生口才文才了得。于是，有人策划组织市镇联合兵团，将公社所属的工、农、商企事业单位的群众联合起来，以加强抗衡力量，并拥戴袁勤生为“兵团司令”。

　　其时的袁勤生已身不由已，你不肯担任吧，人家会给你戴只“不革命”的大帽子。于是，在王庄街上暂露头角的袁勤生，就这样当上赫赫有名“兵团司令”，被推到了“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上。

　　“文革”初期，“市镇联合兵团”在王庄占绝对优势，有32个单位的群众组织联手，有三千人马。但“袁司令”不敢滥用职权，给自己定下“三不原则”：一，不放弃生产，组织活动一律安排在业余时间；二，不允许外来群众组织来王庄“点火”，干扰当地的工作和生产；三，不搞过激行为，更不组织武斗和参与武斗。所以，整个“文革”期间，王庄未发生过一起治安事件，也没发生过一起盗窃和火警，更没发生过一起武斗和血案。市镇兵团为维护王庄的社会治安，确保各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常经营和工农业生产的正常开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当时社会秩序普遍混乱的情况下，维护了一方净土。

　　值得一提的是，“市镇联合兵团”的骨干大多是市镇知青。袁勤生把他们组织成“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利用夜间排练文娱节目，表演形式有合唱、表演唱、歌舞、折子戏等，一出《白毛女》、《红灯记》和《沙家浜·智斗》，受到了澄、锡、虞三县周边乡镇人民的热烈欢迎。文艺宣传队两个小时自编自演的节目，演出水平在农村可称一流，高伟江在《远去的故乡》中说，“这个宣传队的水平超过了某些专业文艺剧团。王庄周边乡村的农民和基层干部，经常搭了戏台邀请他们下乡演出。”

　　到了“文革”后期，在这一历史舞台上表现的人，都受到“一棍子”打击。谁去分析你当时的动机，又如何分得清当时的动机呢？这样，以袁勤生为首的“市镇联合兵团”的骨干成员，随着党委书记张其林被冲击和打倒，受到了包括身心在内的摧残。

　　王庄的“文革”结束了，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袁勤生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觉得好似做了一场梦，做梦的时候很清晰很激动，梦醒时其情境却都模糊了。要说是年轻气盛，上当受骗吧？但又说不清是上了谁的当，受了谁的骗？袁勤生也不承认自己是上当受骗。张其林是好人，现在可以盖棺定论了，好人受辱受欺，应有人保护，我就是保护好人的人。后来张其林在吴江复职，1995年在吴江因病去世。当地党委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袁勤生特地赶往吴江吊唁。

　　“文革”这段历史，只能作为教训来记取，愿这样的历史永远不要重演。如果要进行总结的话，袁勤生觉得，自己当初坚持的“三不原则”，还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本文摘自《中国农民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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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以细腻的笔法，生动地描述了出生于江苏常熟的全国著名乡镇企业家袁勤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刚刚起步，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时，以人未思先思，人未行先行的精神，冲破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和干扰，大刀阔斧对当时触动企业神经的各项制度进行改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