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的余地

　　前面我们所说的“选择范围”的概念，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它既能够表明人与人之间在选择问题上的差异，也能够表明，任何人无论条件多么差，却也总还是面对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即如何在自己所面临的特殊的限制条件下进行选择。虽然不同的人所面临的选择范围是不同的，但人与人之间在选择条件方面的差异，只在于选择范围的大小，而不在于是否受限制，也不在于是否需要进行选择。没有人可以任意地、不受限制地进行选择，也没有人不需要进行选择、不能进行选择。有的人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天赋很高，在众多可能性当中游刃有余；或者因有钱有势，选择范围也会很大；有的人则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生在农村，长在贫困户，自幼失学，又赶上政治动乱，总之所有的倒霉事都赶上了，选择范围就会很小。但是，“选择范围”这个概念却可以表明，再“走运”的人或再有权势的人，选择也总会有一个范围，不会有绝对的自由；而一个再倒霉的小人物，选择范围再小，也总还是可以在极少的几种可能性中做一下选择。

　　比如说，即使是一个世界首富，从经济条件上看，也不可能什么都买得起，比如说他不能买下一个国家，更何况还会受到其他非经济因素如政治、道德观念等因素的限制。在我们所亲身经历的社会历史中，作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权力是很大的，可以决定千万人的命运，选择余地似乎是无限的，甚至可以发动起一场“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翻了个个儿。但现在我们都已知道，他的自由也不是无限的，也有无法左右形势的一天。“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妖魔鬼怪一来到人世，人世间就又多了一些“约束条件”。反过来说，再小的人物，处在再不自由的环境当中，你仍然很难说绝对没有选择的余地、完全不能选择，除非让我们把话说到极端，真正的“绝境”是你被关了起来，周围的墙是软的，不吃饭有人给你打点滴维持生命……就是说，想选择“死”都不行。

　　就当年我们上山下乡这件事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其实也可以说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当时当然不可能再选择升学或进工厂当工人等，因为学校已不再招生（事实上是已经没有了学校），工厂在当时也绝对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招你当工人，但即使这样，仔细分析起来其实还是存在着另一条可供选择的路，那便是硬待在城里不走，也不要什么工作。只是，这样做显然成本太高，自己和家人都承受不起。首先要挨一顿批判，学校、“工宣队”和街道负责人会三番五次地找到你家里来做工作，做你的工作和你家长的工作；家长单位也会对家长进行批评以至惩罚；然后你自己成为无业游民，整天无所事事，让父母抚养；你会不再有朋友，邻居们会瞧不起你，骂你是个小无赖，等等。于是，相比之下，上山下乡更是条“正路”，年轻轻的吃点苦也没什么，更何况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在所受的各种教育和宣传下，那时的价值观念本身也会使你自己去选择上山下乡这条“光荣的道路”。现在回过头来说我们当时都是被“逼”下去的，并不完全符合现实——我们那时还是在一个狭窄的、扭曲的、被社会限制的选择范围内选择了“稍好一点”的道路。

　　下乡之后，我们的确仍然没有更好的选择余地。就我个人来说，由于兵团战士本身所处的地位（我们本身是“农业工人”）和我特殊的家庭背景，我不能被“招工”，不能去当兵，也不能去当工农兵大学生，但是我毕竟也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转插”——从原来下乡的地方转到另一个农村去插队（我不知道比我们小十几岁的现在的青年人是否还知道“转插”这个当年无须任何解释的通用缩略语）。这当然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但毕竟是政策上、制度上允许的，存在着这样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往上”走不成，总还可以“往下”走或“平调”，放弃工资收入、放弃作为国营农场职工和吃商品粮的待遇“转插”到农村去当一名挣工分的社员。1975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待了6年，在一切能尝试的希望都已破灭之后，在感到再混下去实在没有意思之后，我做出了人生当中第一次由自己独立决定的重大生活选择：转插到河北农村去。当时，我的一个堂哥去河北省北部的围场县插队，后来被上调到县文工团工作，于是可以给我提供一个“投亲靠友”的理由，加上他与原来所在社队之间的良好关系，那里愿意接收我这个额外插进来的“知青”。（现在想起来，我对他们同意接收我还是感激不尽的，因为可以想象，对于一个每个工作日的工分只值两毛几分钱的塞外穷山村来讲，多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本文摘自《经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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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中，作者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以最浅显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对许多重要人生要素的解读，比如，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金钱与权力，怎样看待能力与性格。作者展示了如何用“需求与供给”的经济学理论分析竞争与创新，在诸事不可兼得的“边际条件”下，人们应该如何做出选择。作者以经济学中的“外部效应”解释了我们所处的“竞争性社会”的规律；从“收益与成本”理论出发，论证了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该怀有对“成就”的偏好，不能过于“闲在”。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会领悟到，我们在人生中可能面临的种种选择，都可以得到经济学的分析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