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卢卡斯和理性预期

　　1995年10月，当得知我以前的芝加哥大学同事罗伯特·卢卡斯荣获诺贝尔奖时，我简直欣喜若狂。我不顾当时还是芝加哥时间的清晨6点30分，就急切地往他家打电话。但令人遗憾的是，电话却打到他的前妻丽塔那里（通讯录上记的卢卡斯的电话号码还是1984年我和他一起在芝加哥大学共事时他给我留下的）。很明显我把丽塔从睡梦中吵醒了，但是很快她就清醒地问我为什么这么早给卢卡斯打电话，我告诉她是为了祝贺卢卡斯获得诺贝尔奖。出乎我的意料，丽塔听了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而且非常激动。不过，她的第一个问题令我更吃惊，她问：“卢卡斯是单独获奖还是和别人一起获奖的？”当我回答他是单独获奖时，丽塔显得更加兴奋了。

　　 第二天，我才得知在丽塔与卢卡斯的离婚协议上已经写明，她将得到卢卡斯1995年诺贝尔奖奖金的一半。因此，前一天早晨我在不经意中告诉丽塔她将得到50万美元；而且，她最终也得到了这笔意外的财富。无论丽塔如何高兴，也无论她对卢卡斯是单独获奖还是与别人共同分享奖项而感兴趣，卢卡斯并没有因为我打电话给丽塔而不悦，而且当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离婚协议时，他毫无怨言地说：“协议就是协议，我们理应遵守。”

　　 我在芝加哥大学教课时，曾在办公室的门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道：“除了罗伯特·卢卡斯，其他人禁止吸烟。”除了卢卡斯，我难以忍受其他任何经济学家与我谈话时吸烟。这种行为与我认为授予卢卡斯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个伟大的做法相一致，虽然很多经济学家也为此翘首企盼了好几年。 20世纪70年代，卢卡斯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使该学科的研究中心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而且，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支持者，他们倾向于运用市场出清或均衡的方法研究问题；同样，他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批评者，这些批评者主要是凯恩斯主义者。

　　 1972~1975年间，卢卡斯发表了几篇重要的文章，将约翰·穆特（John Muth）的理性预期思想运用到经济周期的货币理论研究中。以往的研究是在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认为通货膨胀率上升必然导致失业下降和经济增长。但是该理论的假定前提是工人和厂商获得的信息不完全，因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犯同样的错误。例如，通货膨胀率上升被假定为会提高工人的工作意愿，因为工人不断得出错误的判断，认为他们工资的实际购买力超过了名义工资。

　　 卢卡斯的理论认为人们的预期是理性的，他们只是暂时被货币现象所迷惑（理性预期并不等同于完全的信息或完美的预测）。特别是货币供给的非预期增加和价格水平的非预期上升只能使工人暂时错误地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水平上涨了；与此相同，生产者暂时相信他们卖出商品的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上涨了。由于这些原因，货币刺激将造成经济的短暂繁荣，但是不久人们就会意识到他们的错误预期，于是经济繁荣的趋势就此终止。

　　 以前的理论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永久均衡意味着货币当局在经济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修改过的理论所包含的政策含义与以往的理论极不相同，因为货币政策只有在人们没有预期到它的影响时才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经济收缩时多发货币、在经济扩张时少发货币的政策是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人们对于政策的预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使政策失效。1975年托马斯·萨金特（ThomasSargent）和尼尔·华莱士（Neil Wallace）在《理性预期、最优货币工具和最优货币供给法则》（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 OptimalMonetary Instrument, and the Optional Money Supply Rule）一书就论述了这一结论。

　　 实行不规则的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刺激经济发展最简单的方式，虽然短期内这种方式能够真正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本质上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此，卢卡斯理论的重要政策含义在于中央银行应该放弃调控经济周期的思想，并致力于实现维持稳定的低通货膨胀率的长期目标。20世纪90年代早期，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他主要的中央银行纷纷以维持低通货膨胀率为政策目标，这种政策的转变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作为一个非主流经济学者，卢卡斯的第一篇关于理性预期的学术论文《理性预期与货币中性》（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Money）发表在1972年的专业杂志《经济理论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上。他曾经把这篇文章投到美国经济学会的核心杂志《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但是该杂志以论文运用的数学推理太多为由拒绝发表。卢卡斯为此大发雷霆，指责该杂志的主编是在办周报而不是在办经济学的学术杂志。后来该杂志的主编也肯定了卢卡斯的说法，他问我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我会怎么做，我说我会毫不犹豫地发表这篇论文。

　　 理性预期的作用不仅局限于货币政策领域，在经济学的其他领域也至关重要。后来，卢卡斯还运用此理论研究了投资、失业、税收、公共债务管理和资产定价等问题。在所有情况下，他对政策的评价都基于预期是理性的这一前提。由于以前的分析没有考虑预期的调整，所以现在把以前的分析都称为没有进行“卢卡斯批评”。

　　 就菲利普斯曲线而言，卢卡斯批评是指在经济衰退时，货币当局不能实施扩大货币供给和提高价格的政策，而只能承担维持通货膨胀率不变的职能。人们同样能预期到税收政策、政府转移支付政策和政府管制政策的影响，进而改变自己的行为。这种想法在公共财政理论中是很常见的。以前没有一个研究金融的著名经济学家认为，政府能够在不影响资产定价方式的情况下改变影响金融市场的政策，例如对资本收入征税或对交易收费等政策。

　　 除了对评价宏观经济政策的方法提出批评外，卢卡斯还研究了如何发展包含理性预期在内的经济理论。目前，宏观经济学家经常运用这些理论评价可供选择的经济政策。现在这项研究的大部分成果被概括地称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该理论淡化了货币因素的作用，着重研究技术变迁、国际贸易方式变化、政府财政和政府管制等因素的影响。最近卢卡斯有关长期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研究也表现出他对这些真实因素的重视——长期经济增长研究是卢卡斯做出重大贡献的又一领域。

　　 与其说卢卡斯希望人们认为他的贡献解释了宏观经济学的具体争论——例如菲利普斯曲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凯恩斯理论的正确性，倒不如说他更希望人们认为他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在其著作《经济周期模型》（Models of Business Cycles）中写道：“在过去的40年间，动态经济理论……被简单地改造了一下。现在，对于在复杂的不确定情况下，政府决策如何随时间变化的分析已经全部程序化了……人们所说的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主要是指理性预期影响到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各个方面，是对研究方法的发展。人们不能把这些研究方法的发展目的理解并解释为主要是针对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而进行的。”因此，卢卡斯认为研究宏观经济学的有效方法中，包含着一些同样可以用来研究公共财政、产业组织等其他领域的经济理论。

　　 20世纪70年代晚期，在我离开芝加哥大学不久（1975年第一次离开芝加哥大学），我邀请卢卡斯到罗切斯特大学的宏观经济学讨论会上做一场报告，当时我正在那所学校讲授宏观经济学课程。本来他应该在做报告的前一天到达罗切斯特大学，但是那天晚上我却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说他之前到达芝加哥的俄亥俄机场准备乘飞机去罗切斯特，但是他在机场得知飞机上允许吸烟的座位已经全部预订出去了，于是他就回家了。一想到所有的人都热切地盼望明天能够听到他的报告，我不禁焦急万分，但我还是尽量镇定下来，态度平和地问卢卡斯第二天早晨能否乘飞机来罗切斯特。他说他已经考虑过这种可能，可是只有头等舱中有允许吸烟的座位。我说那你就坐头等舱来。于是卢卡斯终于来到罗切斯特给我们做了一场精彩的报告。实际上，尽管我付了更多的机票钱，但我还是很高兴，因为请卢卡斯做报告通常需要花更多的钱（令人欣慰的是，由于此后飞机上禁止吸烟，卢卡斯现在已经戒烟了）。

本文摘自《不再神圣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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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者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J·巴罗，他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只限于应用在宏观经济问题和相关政策方面上，于是他将经济学从圣坛上拉下，依据经典经济学理论剖析了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现象及行为；许多经济学神话在作者犀利而深刻的分析之下，被渐次剥去了神圣的外衣。书中既对社会、政治等问题进行了举轻若重的分析，也运用市场经济理念对宏观经济趋势及相关经济政策进行了鞭辟入里的阐述。正如评论者所言：罗伯特·巴罗改变了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7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