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培根说：“孩子们之所以害怕进入黑夜之中，主要是因为他们听了许多在黑夜中发生的恐怖故事。”然而，并不需要那些捏造的或者想象中的故事让世界上的孩子们产生深深的恐惧。恐惧并不仅仅出现在黑暗的夜晚，还出现在阳光普照的白天。事实上，有太多的因素会引发忧虑——比如，有些孩子们的一天可能伴随着饥饿开始，没有一个友好的学校可以上学，即便在病痛中也得不到足够的医疗与照料，这些悲惨的事实常常萦绕在他们动荡的童年之中，甚至是他们的未来也没有什么值得期待。这些孩子们的生存状态才是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真正的贫穷的写照。
经济发展是正在改变这一全球范围内的可怕的景象吗？在某些意义上，答案是肯定的。大量人口已经越过了贫困线而使他们的家庭不再被定义为所谓的“低收入”群体。在这一方面，中国的贡献极大，巴西、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尤其是中国，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比大幅下降，但在亚洲的其他国家、拉丁美洲和非洲各地，“收入贫困”现象仍然没有太大的改观。
毫无疑问，家庭收入的增长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儿童贫困。由于这个及其他原因，人们对经济增长——尤其是可持续增长——的重视极为强烈。那么问题是，单纯的收入增长能否解决世界上很多地方大量存在的、被忽略的儿童问题？如果不能，我们要问为何不能。
实证研究显示，即使当消除收入贫困取得全面进展时，这种成果既不能稳定地转化为给予儿童充足的营养，也不能有助于消除其他形式的儿童利益被剥夺现象。我们要弄明白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儿童贫困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中心议题（尽管这一议题经常被主流的发展文献所忽视），并且我将要简洁地叙述消除儿童被剥夺现象中涉及的几个关键问题对于人类发展的重大作用。
所以，隐藏在家庭收入提高与儿童发展迟滞这一不和谐现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何仅仅依靠家庭收入增长不足以解决儿童被剥夺问题？与此相关，我们需要知道，除了收入增长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帮助减少儿童利益被剥夺现象。
这可能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基于我们现在所知来思考这一在人类发展领域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认为有五个因素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个问题是减少收入贫困方面的成功与消除儿童利益被剥夺之间存在着缺口，产生此问题的一个原因就是家庭对于钱财的竞争性需求，以及有时这些需求的急迫性。从长期来看，满足儿童对于营养的需求也许比其他需要钱财的事情更重要，在座的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教授的研究就表明：除短期影响之外，儿童利益被剥夺将造成严重的长期后果。那些把钱财和优先处置地位从消除儿童利益被剥夺现象转移到其他的竞争性需求方面的做法，也许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很多情况下，短期紧急需求与长期重要性之间的冲突使得很多家庭常常倾向于优先解决前者。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却难以解决的参与家庭竞争预算的项目就是所谓的“成人商品”，比如烟和酒。事实上，儿童需求与成人需求之间的确有严重的冲突，这其中以香烟最为典型。在中国和印度等众多国家，抽烟是病弱体质的主要原因。抽烟以多种渠道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和印度的死亡率，这两个国家不久就会更有力地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作用是易于研究的，但是对于香烟等“成人商品”的过度开支对于儿童健康成长所需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至今为止仍没有得到学术界的重视，更罔谈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不过，许多初步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里，抽烟的流行和烟民增长会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主要反向推力。
第二个问题就是许多人对以下知识缺乏认知，诸如关于健康和营养、儿童时代被剥夺对人类生命的长远影响等方面的知识。由詹姆斯•赫克曼发起和推动的健康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执行力研究已经得到很多重要且被学术界认同的研究成果。在现在，我们还不能指望这种相当复杂的关联能够被纳入世界各地的家庭决策中，尤其对于那些在社会上的不同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来说更是如此，比如父母往往缺乏足够的教育，也很少接触到这方面的现代文献，或者因为外出务工而使他们的孩子无人照顾。将这些复杂的知识传播给普通人显然障碍重重。的确，世界上现存的知识比许多普通家庭日常决策中使用的知识多得多；对于在教育、经济和其他方面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来说，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为尖锐。所以，对学校教育在覆盖面和质量上的忽视使得现有的知识得不到应用，这使得仅仅依靠提升家庭收入来解决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第三个问题则是由市场经济的天性所致。教育与医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类为“公共品”，即人们在一起消费这些服务或物品。针对这一类服务或物品，保罗•萨缪尔森在将近七十年前就对其进行了研究并表示，如果仅借助市场机制，这一类服务或物品的供给总是不足的。总的来说，营养品和儿童的综合发展具有社会生活各方面交织在一起的特点，这使得单纯的市场购买逻辑不足以有效利用家庭资源，除非有公共干预介入这个过程。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在这一方面树立了值得效仿的典型。而印度，这些年来尽管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十分接近中国，但在将新创造的财富分配于医疗与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这一方面则大为落后。在我即将出版的与让•德雷兹合著的《不确定的荣耀：印度及其矛盾》一书中，我们将阐述这种忽视所引发的后果的严重性。
第四个问题则是性别歧视。如果说中国在儿童发展、教育、医疗等其他领域大幅度领先印度的原因是其增长速度更快，将其新增财富投入公共服务领域的力度更大的话，那么孟加拉在许多方面超越印度的原因则是其极大地改善了孟加拉妇女的社会地位。可以说，女权主义在孟加拉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是随处可见的，无论是工作还是教育方面。事实上，孟加拉是现今世界上唯一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女孩数量多于男孩的国家。
倾向于女性的权力平衡对于儿童生活质量的提高作用需要更细致的研究。在过去二十年里，孟加拉在这一方面的进展迅速，尽管印度的GNP或GDP增长速度要比孟加拉快得多。1990年时印度的人均收入要比孟加拉高出50%，而如今印度的人均收入更是后者的两倍之多。然而在另一方面，标准社会发展指标却呈反向关系，印度已被社会迅速进步的孟加拉甩在身后。例如，在1990年，孟加拉的儿童死亡率比印度高出24%，而如今则比印度低24%。可见性别平等对于儿童发展的关键作用。
第五个问题是困扰包括中国与印度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当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比迅速降低的时候，仍然停留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更需要被注意，即使反贫困的战役已经被宣称在总体上取得了胜利。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在反贫困战争取得总体胜利的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对依然处于收入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被剥夺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贫困人口数量的逐渐减少也许会产生可以自我欺骗的胜利幻觉，这会不利于那些被甩在后面的家庭和儿童得到应有的关注。这样一来，消除贫困的成功仅仅是基于平均标准下的测量结果，而许多人却没有足够的运气分享这一平均意义上的胜利。
因此，即便是在收入水平实现跳跃式增长、收入贫困情况迅速缓解的情况下，依然需要对儿童利益被剥夺问题给予特殊的关注。与印度相比，中国的儿童利益被剥夺问题不那么严重和普遍，而这两个国家所面对的问题的相似性表明，处理特殊的儿童利益被剥夺问题的政策工具具有较强的相互借鉴意义。
虽然，中国在减少人类与儿童被剥夺方面的大量成功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不过其他国家在政策方面的探索和成果也同样值得关注和借鉴。当我2009年访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时候，我提出中国也可以从其他国家的成功或失败的政策中汲取经验，比如印度在学校午餐制度方面就探索出不少成果，特别是由泰米尔纳德邦推展开来的政策措施：（1）使用学校午餐制度这一能够增强孩子们的营养并促进学校教育的重要工具；（2）借鉴印度给予学龄前儿童营养支持和教育培养的“儿童全面发展”政策。
我非常兴奋地得知，仅仅三年过后，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卢迈先生地带领下，对于学校午餐和学前干预措施的实验性尝试已经在中国变成了全国性的行动。尽管总体来说，中国在儿童发展方面已经相当成功，但这样的外部干预依然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在经济与社会的不均衡进步中可能还存在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这一方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已经做了许多开创性和深入的研究）。我们将关注中国这个社会进步的国家对这些新发展战略的追求。我们也将持续地关注印度各邦在学校午餐项目方面的不同程度的成功（如泰米尔纳德邦、喜马偕尔邦、喀拉拉邦、马哈拉施特拉邦等相较于滞后的北方省、中央省所取得的成功）。同样，我们还会对印度不同地区儿童综合发展中的学前干预措施的效率进行对比。
言而总之，儿童营养问题绝不是仅仅依靠收入方面的显著进步就能解决的——收入增加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但绝非充分条件——只有实施系统性的公共干预并促进社会公平（尤其是性别平等），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儿童发展这一至关重要的领域而言，不同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观察对方的情况达到相互学习的目的，并思考如何取得更大的进步。在这一方面，我们所知甚少，最为关键的是，可做的更多。
本文摘自《从增长到发展》
诺贝尔级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增长和发展是不同的，但二者紧密相连。仅有增长不足以实现发展，这很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如何使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资源促进发展进程。增长和发展之所以不同在于：经济增长速度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真实收入扩张的速度，它与收入和产出有关；而经济发展所要关注的不是收入和产出，而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及其享有的幸福和自由，而可持续的增长和对环境的关注无疑是“发展”所必须关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人们不会自然地、平等地共享经济扩张的成果。如何为更广泛的民众带来福祉已经成为上下共同追求的目标。本书从如何实现利用经济增长带动国民生活水平上升、消除贫困、普及教育、提高医疗保障水平而展开，尝试为中国在下一阶段的发展问题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