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求天求地不如仇和”（2）

    沭阳谁人不知，社会上流传沭阳县有两个公安局，台上是人民公安，台下是“流氓公安”？公安系统刑讯逼供、扰民坑民司空见惯，违法犯罪分子只要交了钱就可以“保外就医”、“取保候审”，继续混迹社会，祸害乡民。只因为有前任县委书记器重公安局长，没有人敢去捅破那层窗户纸。

    铲除公安局长

    理政先治吏，治安先治警。自古“清官”惯用之法，仇和祭起了它。一个月后，盘踞沭阳政坛多年、雄霸一方的公安局长被免职调离。一夜之间，沭阳全县41个派出所所长集体异地轮岗，一个不落。与此同时，公安系统对县内新旧嫌疑犯展开追捕。仅一年，沭阳公布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

    铁腕仇和以雷霆乍起风暴疾来的方式，将第一拳砸向了民怨沸腾的治安。多年以后，当他主政宿迁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时，一位评论者如此评说这段往事：“又有几个‘青天’有这个雄厚背景势力，把一个根基深厚的公安局长立马铲除呢？又有几个人能以一己之力对抗一县一市黑白两道的势力呢？这也是人民‘青天’梦永远做不醒的原因之一吧。”

    论者不知，仇和从来对别人将他的做法与所谓“青天”联系在一起时，都非常的光火。他认为，他只是“对各种腐败案件，不管涉及谁，不管职位多高、权力多大、名声多响，都要一查到底，严肃处理”而已。

    反腐败要以查办案件为突破口

    整顿公安只是序曲，真正的大戏是一场紧随其后、席卷沭阳整个政坛的反腐风暴。仇和对官员队伍的巨大震慑，来自于这场风暴以及风暴眼中的一次次惊心动魄的较量。

    卖官风

    仇和刚到的时候，发现自己一手推动的机构改革和人员调配总是遇到阻力，一有人事调动，直接间接的说情者便纷至沓来。原来，1997年以前，沭阳买官卖官盛行，有的人刚花钱买了官，没多久就听说要被调换，当然不满。利益受损者开始相互撕咬，这才让深藏在官风不正外衣下的根本症结彻底暴露出来。

    仇和的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主政沭阳5年，以卖官著称。当时，刚从省农林厅调到省人大工作的原省赴沭阳扶贫队队长俞敬忠，了解到这种卖官歪风后，于1997年大年初三愤然给当时的省委书记陈焕友、省长郑斯林写了一封长信。

    在信中，一向温文尔雅的俞敬忠，言辞激烈，毫不留情地痛斥了人浮于事、机构膨胀的现状：　

    全县38个乡镇中，乡镇党委书记、副书记（含乡长）及副乡长，坐下来都超过一桌。最多的5个乡镇竟达13人，绝大多数（26个乡镇）为10至12人，其余的大多为9人，平均每个乡镇超过10人，比规定职数几乎多出一倍，而且还有一大批副乡级。群众形象的说法是“村村摊一个乡长”。

    沭阳县级机关正副局长最多的粮食局达11个，连计生委也达8人，而计划生育率却为全省倒数第一，不足50%……

    陈焕友看了这封来信后，作了长篇批示：　……过去历次机构改革后不久机构即来一次膨胀，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这次机构改革能否避免这个现象，关键在省、市、县（市）党委政府能否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否则我们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就不会高大，就会滋生腐败，就会“无事生非”，自由主义满天飞，就会浪费钱财，就会使官僚主义加重，就会脱离群众。因此，敬忠同志来信可转发省、市、县（市）党委、人大和政府领导同志阅……

    省长郑斯林看后也作了措辞严厉的批示。然而，这些批示终究也未能撼动黄的地位。

    看来，收拾沭阳这个烂摊子的历史责任，注定要落在仇和的肩上。

    一个人的到来

    仇和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推心置腹的得力干将，来帮助他尽快冲开沭阳政坛这间尘封经年的“暗屋子”，以便打扫干净后重新布局。

    这个人终于出现了，他的名字叫王益和。

    王益和，泗洪县人，1995年11月从西安陆军学院上校正团级政治教员的职位上转业，他本可以留在工作了18年之久的古都西安，人脉关系、朋友圈子都在那儿。但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最终让他还是选择了回老家。1990年，他的原配妻子去世，岳父岳母只有一个独生女，需要人照顾；他自己在家乡的母亲也年事已高。打道回府的想法很朴素，就是“想有多点时间可以照顾老人”。作为一个正团级干部，他的安置还不错：　中共泗洪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96年5月，任泗洪县监察局长。

本文摘自《仇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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