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求天求地不如仇和”（3）

2014-06-08 23:25:43

1997年1月26日，也就是仇和到任沭阳县委书记的第49天，宿迁市委组织部派员来到泗洪，对王益和进行考察。等待王的下个职位是沭阳县纪委书记。

“当时要我去沭阳是组织安排，不是仇和要求调我去的。”王益和回忆说。1996年宿迁刚建市，百废待兴，人事安排上，编制已有而合适的人员短缺。纪委书记人选正是各县都缺少的。

“掐指算来，那时我在泗洪工作不过14个月，对纪委方面的工作也才刚刚熟悉。加上在外漂泊多年，身心都刚刚安顿下来。接到调令时，我流泪了。说句心里话，我不想去沭阳。”这位有着近20年军旅生涯的硬汉说，“可是，我曾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愿去也得去。”

1997年2月7日，王益和第一天坐到沭阳县纪委办公室里，上班了。沭阳县的反腐风暴山雨欲来。

要往“上面”查

初到沭阳，王益和就领教了沭阳的乱象。有人将沭阳县委机关报——《沭阳报》上刊登的仇和的照片剪下来，贴在县政府办公楼的墙上，配上挽联，“永垂不朽”。县委几乎每天都有群众开着手扶拖拉机拉人来上访。干群矛盾激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干部队伍正气几乎消失殆尽。

仇和分析病因：　社会风气不正关键在官风不正。多年来，在沭阳提拔干部不是干得好就行，而是要有门路才行。民愤最大的要数当时的县政协副主席兼县粮食局长叶志连。

当时，粮食局可不是一般的单位，经济红火，是沭阳少有的有钱单位，众人打破头也要往里面挤。叶是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的同学，县委书记对昔日同窗十分“器重”，遂将他从沭阳县华冲镇调上来，委以重任。待仇和理政沭阳时，叶志连的民愤极大，群众反映他“吃喝嫖赌，样样俱全”。

“反腐败要真正查案子，别的事我不安排你，你就认认真真地从粮食局查起。”仇和独自向王益和郑重交代，是命令，也是重托。

“仇和对我寄予厚望。”王益和心领神会。

当时，仇和已安排县审计局对粮食局本部及其下辖的38个粮管所和2个粮食大库进行拉网式全面审计。到4月下旬，审计报告出来了，粮食局资不抵债1.64亿元。仇和立即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指示“反腐败要以查办案件为突破口，对审计中所反映的问题，不论是谁要一查到底，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大见成效！”

何谓“大见成效”？

“这个话只有我听得懂，其他常委听不懂，以为仅仅是查粮食局问题。”王益和说。之前，仇和已经跟他有过交代。当时，县委的工作环境非常不好，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当时升任宿迁市副市长，对仇和的工作多加诋毁，设置障碍。

身为宿迁市副市长的黄登仁到泗阳视察工作时借题发挥说，现在有些县在拼命挖人家的祖坟，让人家断子绝孙。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黄副市长的讲话很快传到了仇和的耳朵里。仇和感到压力很大。自己在沭阳干事，黄作为市领导却唱反调，自然就不好办。何况，黄登仁从沭阳走时还带了一帮人去市里，譬如原沭阳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就到市里做了国土局局长。

“仇和跟我讲：　‘工作环境很不好呀！’”王益和回忆说。但是，工作环境再坏也不会让仇和却步，查处叶志连案的决心不可动摇。所谓“大见成效”，即指叶的问题水落石出后，就要往上面查，“是针对黄的”。

王益和随即从乡镇纪委、县公检法部门抽人成立联合调查专案组，共计由36人组成，分成9个组，每组4人；加上后勤保障人员，一共50多人。自1997年4月25日起，专案组进驻县城的粮贸大酒店，吃住都在酒店。专案组组长由县检察院检察长卢志平担任。

王益和宣布办案纪律：　每个组的调查方向、对象以及进展情况只能由本组内部知道，不可与其他组交流，不可向其他组打听。时任县检察院反贪局长的徐建东参与其中，他事先将反贪局的人员分散到各组，次日即将这些人叫到一起，相互打听调查动向。原来，在黄登仁时代，检察院和粮食局是“一对一结对子”单位，过从甚密。

王益和得知后，立即报告仇和：　这样办案不行。

当晚，反贪局长被换掉，调至县政法委工作；分管反贪局工作的县检察院副检察长，也以市里办案需要的名义，被调离沭阳。同时，王益和推荐张林飞任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分管反贪工作；并从县纪委抽调3名、公安局抽调2名可靠之人，充实到反贪局，以扫除办案的阻力。

四套班子会上带走县政协副主席

本文摘自《仇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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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欠发达地区的领导者，一位处于江苏省经济洼地的领导者，当别的地方富得流油而本地却穷得冒汗时，你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仇和是怎样营造后发优势，实现追赶型、跨越式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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