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求天求地不如仇和”（5）

    反腐转向原县委书记

    1997年4月28日，震荡苏北政坛的沭阳反腐战场刮起了又一股飓风。

    是夜，在叶志连刚被逮走之际，沭阳县粮食局召开全体会议。紫藤花园500人会议室座无虚席，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主持会议的专案组人员发动大家检举揭发，自查自纠。

    动员大会后，检举告状信如雪片飞来。“我离开沭阳时，有价值的信件装满两大旅行箱子。”王益和说。那一段时间，他的手机费每个月高达两三千元，有人写信检举，有人电话举报，有人当面约谈。

    粮食局的案子在继续推进，但重点已开始转移，专案组从检举信中梳理、寻找和黄登仁有关的线索。

    熟悉黄登仁的人记得，当年黄刚任沭阳县委书记时，曾经也烧过“三把火”。坊间还流传黄书记骑自行车下乡去暗访（经求证，此系误传）。但不久，黄即开始消沉，乐于接受下面的单位出钱，以招商引资为由，去南方城市游玩。一位接近黄的老同志说，当年无锡出了个震惊全国的邓斌大案，牵连一些官员，其中就有黄的政治靠山。靠山垮台后，黄登仁从此心灰意冷。

    这只是知情者的一说而已。可以肯定的是，当年黄登仁的身边有一个小圈子，包括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侯建滨以及黄的司机徐建林等人在内。沭阳提拔干部大多事先在这个小圈子里讨论，干部想升迁，得先过这一关。

    天长日久，以黄登仁为核心的这个小圈子被人们称为沭阳县委“第二组织部”。官场钻营者纷纷迎合，跑官要官，以钱谋官，大肆行贿送礼。粮食局长、财政局长、计生委主任、商业局长……甚至副县长，莫不用金钱搭建官阶，青云直上。“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成了沭阳官场的真实写照。此风之下，干部已经不把精力用于工作上，而是为升官绞尽脑汁。

    时任沭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怀美回忆道——

    “我多次在大会上亲耳听到黄登仁宣扬贪腐观点，真令我透心凉啊！一次是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他说：　‘淮南和淮北的文化差异就是大，举例说，淮北一个村支书将村里准备买树的5000元钱放在腰包里，他老婆今天买油拿几块，明天买货拿几十块，结果花光了，这能叫贪污吗？你们淮北人为什么老是将眼睛盯在这事上，不发展经济？’我当时和省驻沭阳扶贫队一起在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本来准备清查农村的债务问题，可县委一把手举这样的例子、说这样的话，也就不能查了。

    “另一次也是在大会上，黄登仁公开讲：　‘抓到了你，你就是坏蛋；逮不着你，你就是好人。今天你是座上宾，明天你就可能是阶下囚。’如果是私下发发牢骚，那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公开讲这话，我无法理解。他的言下之意是：　大家都一样，哪有贪不贪的。

    “还有一次是，当时有极少数干部偷偷摸摸让村里的建筑队到城里给自己盖私房（按国家政策规定，不允许干部自己在城里买地建房），占用建筑队的材料、人工。对此，黄登仁在会上说：‘我知道有些人这样做，别太过分，别让老百姓告状就行了。’这看上去是批评，事实上是在诱导、放纵。”

    不是仇和非要与他对着干

    “黄登仁出问题绝对不是偶然的，不是仇和非要与他对着干。”陈怀美认为，黄的时代，沭阳的各种矛盾积累到了爆发状态，在1996年仇和来沭阳之前，这儿的国家机器已不能正常运转。而黄仍在一面大肆敛财，一面千方百计庇护违法违纪者，充当“保护伞”。

    黄在大会小会上多次强调，查处副科级以上干部必须向他请示，由他“归口管理”。1996年之前，省、市纪检监察机关在沭阳办案，多次受其阻挠。沭阳县交警大队大队长耿东明乱罚款和收取规费2000多万元，全部截留坐支，大肆挥霍浪费，多次向黄行贿送礼。当耿东明被内部人员举报到江苏省有关部门时，黄以“问题是历史形成的”为由，让耿注意“整顿”就算了事。

    1993年，耿在为其他单位购买走私车过程中受贿，被人揭发。省、市纪委责成沭阳县纪委严肃查处，黄竟以县委名义搞了个撤销耿公安局党委委员职务，建议行政降级的假处分，并且只对上报告，不向下宣布。几个月后，在没有公安局党委意见的情况下，黄居然直接指定将耿提拔为公安局副局长。

    粮食局检举动员大会之后，又有几个人被“双规”：　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袁茂堂、县水利局局长晏友宾（人称“宴麻袋”，因其用麻袋装钱）、城建局党组书记（送给黄1万元），还有黄登仁在沭阳工作时的司机徐建林。

    据徐建林交代，袁茂堂肯定给黄登仁送钱了，袁的局长是买的；还有交通局长也有问题。

    在此“启发”之下，袁茂堂承认曾三次给黄登仁送钱，共6万元。在任湖东乡党委书记时，袁就盯上了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肥缺，遂以“血压高”为由先后三次向黄登仁提出进城工作，并明确要当计生委主任。

本文摘自《仇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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