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沙巴尼和人质危机(1)

　　大约就在1979 年伊朗人质事件爆发之前六个月左右，AIG 遇到了其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挑战。这次故事的主角是K.C. 沙巴尼(K.C.Shabani) ，一位伊朗裔美国人，在此前的20 年时间里，他一直在AIG 加利福尼亚分公司担任一个无关痛痒的职位。20 世纪70 年代，格林伯格从AIG 的电脑名单里发现沙巴尼会说波斯语，并可以胜任在伊朗的工作。于是格林伯格就分配给了他一项新任务：说服伊朗当局允许AIG 成为第一家在伊朗运营的外国保险公司。

　　沙巴尼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说服一位当时在伊朗政府任部长的老朋友，希望能够得到许可，让AIG 在伊朗开展业务。除此之外，沙巴尼还跟自己的妻子离了婚，娶了伊朗国王的秘书，而这位秘书的哥哥是国王姐姐的情人，而国王的姐姐又对国王本人有实质的影响力。于是几乎一夜之间，沙巴尼成为伊朗国王的座上宾，每个星期六都可以参加皇宫的网球赛，并且迅速跻身德黑兰的上流社会。最后，在1975 年，伊朗政府通过法令，允许AIG 成为本国的第一家外国保险商。沙巴尼顺理成章地成为AIG 伊朗分公司的总经理，公司也取得了迅猛的发展。

　　但好景不长，1979 年，国王逃离德黑兰，当时AIG 负责中东事务的副总裁碰巧人在伊朗，困在伊朗三个星期，就在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 回到德黑兰之前，他才乘坐飞机逃离伊朗。可沙巴尼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阿亚图拉政府没收了AIG 的财产，并把沙巴尼投进了监狱。

　　格林伯格亲自负责营救沙巴尼的行动。“我们不仅要把沙巴尼救出来，还要把他安全的运出伊朗。”格林伯格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他和他的家人负有一份责任。否则这件事情就会给我们在全球各地的员工造成巨大的心理震动。他们也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让他们感到安全，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AIG 立刻全体总动员；格林伯格召集了所有必要的人员集中精力完成这项工作——每当格林伯格想到某个计划或想尝试某件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会立刻召集一个专门的小组来完成他的构想。我立刻被派往休斯顿，任务是去那里寻找一个外科医生——他的弟弟是当时伊朗的外交部长。不幸的是，那位医生告诉我，他的哥哥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了，而且他将很快离开伊朗( 后来也的确如此)，所以根本无法帮上我们。而此时我们一贯的盟友，美国政府，也束手无策了。由于美国政府基本上没有跟伊朗革命政府建立任何外交关系，所以AIG 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第一个原则——利用美国政府的权力来帮助自己实现目标——根本无法发挥作用了。于是AIG 的执行官们只好满世界地寻找其他途径来解救沙巴尼。

　　很长时间过去了，营救行动依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时负责中东

　　事务的诺丁汉姆和我一起去华盛顿参加国务院(Foggy Bottom) 的会议。“现在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有人告诉我们，“伊朗人说他们搜查了沙巴尼的办公室。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条女人的裤子和一些毒品。要知道，在伊朗，毒品和通奸都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有时甚至会被判处死刑。这立刻让我们陷入了非常不利的境地，使得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来要求伊朗政府释放沙巴尼。” “太荒谬了，”诺丁汉姆回答，“我知道沙巴尼根本不吸毒，也不会买卖毒品，他对妻子也很忠诚。我们应该用其他方法，把他救出伊朗。如果伊朗人真的找到证据——我是说如果——那就是故意栽赃。”这位官员感觉有些难以置信，但解释说即便诺丁汉姆所说的是真的，伊朗人也会找到其他说法继续扣押沙巴尼。接着诺丁汉姆问，当一位无辜的美国公民被陷害关进监狱的时候，美国国务院通常会怎么做，这位官员立刻火冒三丈，说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人救出来。他答应会“积极跟进这件案子”，然后就结束了这次谈话。我们相信沙巴尼被捕的真正原因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曾经担任伊朗国王的秘书，并与伊朗国王时期的高层交往密切。

　　1979 年11 月4 日，伊朗好战分子冲进美国驻伊大使馆，大约有70 名美国人开始了他们长达444 天的人质生涯。在这种情况下，再让美国政府关注沙巴尼的案子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当70 名美国外交官和士兵都被掠为人质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要求政府去关心一家美国公司和它的经理的命运呢，尤其是当这位经理还可能进行毒品交易以及婚外情的时候？AIG 一直都在准备要求美国政府督促伊朗方面归还公司的资产，但人质事件的爆发使得这种要求变得毫无意义。沙巴尼的妻子纳斯林(Nasrin) 的出现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沙

　　巴尼出身贫寒，加入AIG 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做一些无足轻重的工作，所以当他受命负责管理AIG 伊朗公司的时候，也是他的职业生涯上一次巨大的飞跃。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他成了AIG 伊朗公司的总裁，而且很快成为德黑兰社交圈里的红人。

　　当伊朗国王在位时，纳斯林对于沙巴尼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可当沙巴尼逃离这个国家之后，纳斯林就成了一个巨大的负担。沙巴尼入狱后，纳斯林获准可以离开这个国家，但她坚持要回去营救自己的丈夫。如果说她以前的身份还不足以破坏整个营救工作的话，那她的态度则无疑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事实也是如此。她最典型的一个做法就是去面见法官，并要求对沙巴尼的案子提出上诉。这时拥有中东血统的亨利-贝达斯(Henri Beidas) 也从伦敦赶到了德黑兰，陪同在纳斯林左右。在面见法官的时候，纳斯林盛装打扮——一件迪奥的上衣，一件阿玛尼的披肩，普拉达的鞋子，浑身珠光宝气，外面套着一件长长的貂皮大衣。她就穿成这个样子去见一位严格遵守伊斯兰法令的革命派法官。不仅她的穿着打扮十分不得体，她的行为举止也同样让对方感到不舒服。贝达斯后来回忆说，纳斯林在法官面前大骂政府和法官，并要求他们立刻释放沙巴尼。还算幸运，法官没有立刻把她投入监狱。

本文摘自《保险巨头AIG大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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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际集团（Amerrican Internationgal Group,AIG）创立80余年来，经过创办人史带与前执行长兼董事长格林伯格两代的努力，靠着企业管理、财务操作、企业并购及政治权力的运用，缔造无可匹敌的保险王国。
　　创业维艰之时，AIG创始人史带凭借浪漫的冒险精神、剑走偏锋的商业谋略、游刃有余的政商结合的企业运作模式，将企业从上海滩扩展到全世界。1968年之前，他谱出一首与所有欧美跨国大企业完全不同曲调的歌曲：从中国上海起步，瞄准当时欧美大型保险企业忽视的中国寿险市场而迅速站稳脚步；二次大战爆发后，一方面开拓未受战火波及的南北美洲市场，一方面又利用保险业务的客户调查协助官方情报部门，从而建立了深厚而广泛的政治人脉，因此战后随即跟着美国占领军进入欧洲和日本市场。这样灵活而巧妙的经营手法令人啧啧称奇，而这种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逆向”扩展，在欧美跨国企业发展史中更可谓绝无仅有的。
　　之后，史带钦定的继承人、素有“保险教父”之称的格林伯格继续把AIG发展壮大：他营救陷于伊朗危机的员工，比美国政府与情报特遣部门工作效率还要高；促使服务业纳入贸易谈判，利用“超级301法案”打开个别国家的保险市场。
　　本书作者曾是AIG高级主管，跟随格林伯格多年，不仅耳闻目睹、甚且亲身经历AIG在许多国家恩威并施的经营手法，将商业力量和政治力量完美结合，把“保险必须跟着国旗走”这句业界金言运用得十分透澈。
　　该书是一本寓教于乐的书，AIG从一个当初在上海的小型办事处成长成为如今纽约的摩天大楼，中国元素的影子至今仍然随处可见。沿着这条路，你将会看到一个独特的群体，一个来自俄国、中国和美国的多元企业文化，并会看到一些改变企业发展的不可预知的神秘事件。
　　本书充满了跨国密谋和老练的商业技巧内幕，《勇攀险峰：格林伯格与AIG传》详细地讲述了创始人史带如何建立他的商业帝国——从最初在中国经营保险业到最后成为全美最大的保险公司，并解释了其为何将其交给一个性格坚毅、急躁、意志力强硬、不知疲倦的格林伯格。
　　当格林伯格开始掌舵AIG时，你将会看到他是如何进行风险控制并使AIG在一年内迅速成长为一个上市公司，同时你也会看到格林伯格与政客、商业专家之间的庞大关系网，以使他成为行业带头人，非盈利以及博爱的社会领袖，甚至成为可以影响国家政策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