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带对共产党做出了错误的判断(2)

　　弗里曼的女儿琳达就是在这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出生的，“当多林被送进医院的时候，一切都是按照典型的共产主义风格进行的。当时医院每天都收费都是固定的，跟前来就诊的病人的人数并没有直接关系。打个比方，如果前来就诊的有100 个人，则当天的成本就由100 名病人负担；如果只有三个病人，就由三个人承担。琳达花了10000 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

　　弗里曼为自己、多林和只有10 天大的琳达找到了一艘前往香港的难民船，但他们却差点没赶上上船的时间。“当时有人向人民法庭提起了一起针对公司的诉讼，”他回忆道，“在最终裁决下达之前，相关各方都不得离开这个国家。这艘船离开的时间是星期五。就在星期四的时候，船票到了。对方告诉我们，法院只是需要我们去做口供而已，一结束，我们就可以离开。”

　　“下午6 点钟开始。法官首先问我，难道上海不是个很棒的地方吗？我说是的，我在这里度过了20 年，在这里长大成人。”然后这位以前从来没有去过大城市的法官( 事实上，他根本不是一名真正的法官)，又

　　问弗里曼美国是否有比上海的帕克酒店更高的大楼。“在上海，当时最高的楼大约只有13 层高，”弗里曼说，“所以我告诉他，在纽约，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大楼都有帕克酒店的两倍高。他不相信，他说，‘可是在美国，你们的工人都是受压迫的。’我说，‘是的，如果说拥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就是你们所谓的压迫的话。’这时法官开始皱起了眉头，接着说，‘在美国，三K 党可是个大麻烦。’这时我终于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于是我说道，‘是的，的确是个大麻烦。’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达成共识的话题，他就变得非常高兴。于是我们开始讨论案子，我向他提供了所有他需要的信息，最后他同意让我们离开。”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 点半了——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们第二天下午上船，大家都不能带太多行李，但弗里曼说：“所有的人都带了些烈酒——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苏格兰酒和白兰地。船上有很多来自石油公司，比如说Texaco 和标准石油的年轻人；他们前天夜里都喝醉了，上了船之后，就开始高唱国民党国歌‘三民主义’。很快，岸上的共产党勃然大怒；咆哮着冲上甲板，要求船长一定要找出唱歌的人。”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可以这么快就清醒过来。当时表现得最出色的就是船长，他大声喝止了下面唱歌的年轻人，让他们先躲起来，然后又想办法说服了共产党，让他们平静下来。”

　　史带把公司的一位高级执行官查理-米纳(Charlie Miner) 留在上海，负责进行所有的善后工作。他们支付了那艘货船的赔偿金，大约有30 万美元，可由于这笔保险的主要承包人是劳氏保险公司，所以大部分赔偿都是由他们做出的。小弗里曼解释说他们可以取消一些保单，比如说火险，之类的赔偿，因为这些保单的有效期只有一年时间。当时史带还没有重新开始人寿保险业务，但二战之前签下了很多人寿保险的保单，AIA 准备把这些账目进行清算，他们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广告，请承保人前来领取保险金，结果只有很少的人前来领取。AIA 用当地的货币支付了这笔保险金。

　　到了香港之后，谢凯开会见了当地的许多工会——当时每个组织都有工会来代表工人们的利益。在上海，接下来关闭的是银行，然后是房地产公司，但最终中国政府没收了一切。汽车代理公司也被迫关闭，公司用出售剩余零件的钱给剩下的员工们发了工资。为了付清所有的账款，史带又寄去了50 万美元。按照当时的情况，史带不一定要付清这些钱，但他还是主动选择这样做。没有人想过要保险公司进行没收赔偿。所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支付那些被引渡的员工，尽量减少他们的损失和痛苦。大约又用了一年半时间，查理-米纳才最终彻底关闭了公司在上海的业务，退到香港。

　　到了这个时候，史带已经找到了一个最理想的人选来管理他在日本新设立的分公司。此人就是曼斯菲尔德-弗里曼的儿子小弗里曼。在整个远东地区的职业生涯中，小弗里曼的语言技能给他的工作带来了巨

　　大的帮助。那艘难民船把弗里曼一家人送到了香港，然后弗里曼一家又从香港辗转到了日本，并随后在那里生活了将近20 年时间。

　　当时是1949 年9 月，战争结束的那段时间里，日本整个社会经济都围绕着军队运转。刚开始时，AIG 的主要任务是满足军队的保险需要。“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时代。日本刚刚开始进行重建。没有汽车制造厂，没有电子行业，他们甚至还没有开始生产半导体收音机。出租车所使用的主要燃料是木炭。人们能够搭乘的唯一交通工具是那些被美国驻军废弃的汽车。日本人把美国人认为完全报废的那些东西重新拼凑起来。”

　　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并不满足于仅仅向美国士兵提供保险服务?他们想要进军日本市场。最终，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终于从汽车保险业撕开了一个突破口。在那段里，根据日本政府的规定，一旦汽车出现任何意外，汽车的主人必须承担25% 的损失。“当时的日本公司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理赔部门，”弗里曼回忆，“所以比如说撞了人之后，司机就会跳下汽车，亲自跟受害人进行谈判。”

　　“跟别的地方的人一样，日本人也想让其他人来替他们进行谈判，所以我们就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服务。我们后来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汽车保险公司，而且很快就受到了其他公司的竞相模仿。如今这些模仿者已经在汽车保险业务上超过了我们。但从一般保险业务上来说，我们仍然是当地最大的一家外国保险公司。”

　　1970 年小弗里曼回到美国的时候，首先担任了负责公司远东事务的工作；后来又接管了大约占到了公司全部业务的40% 海外运营。后来他成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的总裁，成为AIG 的董事和高级资深副总裁。

本文摘自《保险巨头AIG大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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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际集团（Amerrican Internationgal Group,AIG）创立80余年来，经过创办人史带与前执行长兼董事长格林伯格两代的努力，靠着企业管理、财务操作、企业并购及政治权力的运用，缔造无可匹敌的保险王国。
　　创业维艰之时，AIG创始人史带凭借浪漫的冒险精神、剑走偏锋的商业谋略、游刃有余的政商结合的企业运作模式，将企业从上海滩扩展到全世界。1968年之前，他谱出一首与所有欧美跨国大企业完全不同曲调的歌曲：从中国上海起步，瞄准当时欧美大型保险企业忽视的中国寿险市场而迅速站稳脚步；二次大战爆发后，一方面开拓未受战火波及的南北美洲市场，一方面又利用保险业务的客户调查协助官方情报部门，从而建立了深厚而广泛的政治人脉，因此战后随即跟着美国占领军进入欧洲和日本市场。这样灵活而巧妙的经营手法令人啧啧称奇，而这种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逆向”扩展，在欧美跨国企业发展史中更可谓绝无仅有的。
　　之后，史带钦定的继承人、素有“保险教父”之称的格林伯格继续把AIG发展壮大：他营救陷于伊朗危机的员工，比美国政府与情报特遣部门工作效率还要高；促使服务业纳入贸易谈判，利用“超级301法案”打开个别国家的保险市场。
　　本书作者曾是AIG高级主管，跟随格林伯格多年，不仅耳闻目睹、甚且亲身经历AIG在许多国家恩威并施的经营手法，将商业力量和政治力量完美结合，把“保险必须跟着国旗走”这句业界金言运用得十分透澈。
　　该书是一本寓教于乐的书，AIG从一个当初在上海的小型办事处成长成为如今纽约的摩天大楼，中国元素的影子至今仍然随处可见。沿着这条路，你将会看到一个独特的群体，一个来自俄国、中国和美国的多元企业文化，并会看到一些改变企业发展的不可预知的神秘事件。
　　本书充满了跨国密谋和老练的商业技巧内幕，《勇攀险峰：格林伯格与AIG传》详细地讲述了创始人史带如何建立他的商业帝国——从最初在中国经营保险业到最后成为全美最大的保险公司，并解释了其为何将其交给一个性格坚毅、急躁、意志力强硬、不知疲倦的格林伯格。
　　当格林伯格开始掌舵AIG时，你将会看到他是如何进行风险控制并使AIG在一年内迅速成长为一个上市公司，同时你也会看到格林伯格与政客、商业专家之间的庞大关系网，以使他成为行业带头人，非盈利以及博爱的社会领袖，甚至成为可以影响国家政策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