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2)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及其相关制度，在管理理论上是一种创新。我军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组建的，建军初期借鉴了苏联红军的许多经验，如强调党对红军的领导、委派政治委员、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注意宣传鼓动工作等。但毛泽东构建的我军领导体制，却与苏联红军有明显不同。如我军实行的是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苏军只是在团以上单位设立党务委员会，专门负责党务工作，并不领导单位全面建设和业务工作；我军普遍实行的是军政双首长制，苏军一直实行一长制，开始是政治委员一长制，后来是军事首长一长制；我军明确规定政治机关是党委的办事机关，苏军的政治机关则是在军事首长的领导下，指导党务委员会开展工作，等等。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曾试图否定古田会议确定的领导体制，盲目地照抄苏军的做法，一度取消了党委集体领导，赋予政治委员所谓的最后决定权，结果造成“左”倾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错误。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对我军的发展壮大有深远意义。因为，它彻底解决了近代以来“兵为将有”的问题，保证了军权始终掌握在党组织手中，使军队不再成为个别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从军史上看，建立起这套制度后，不管是什么人，采取何种手段，如果不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都别想调动军队的一兵一卒，更别说利用手中的指挥权干坏事了。历史上，我军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不用说基层官兵成分比较复杂，在高层领导中，也不乏投机分子或经不住考验者。从红军时代的龚楚、孔荷宠，到抗战时期的张国焘、何畏，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离队、叛逃的情况屡有发生。可他们至多只能带走身边的少数亲信，根本无法控制整个部队。这都是因为“党指挥枪的原则”发挥了作用。“文革”中林彪等人的权力那么大，直接控制着军委办事组，可林立果阴谋政变时，找长征路上曾经给林彪当过警卫员、时任某师政委的关光烈求助，仍免不了碰壁。正因为长期实行了这样的领导体制，所以，庐山会议后，面对林彪一伙的阴阳两手，软磨硬抗，毛泽东仍非常自信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页。。

　　近些年，不断有人对党指挥枪的原则说三道四，鼓吹军队“非党化”、“国家化”。如果是出于政治目的，那无需多说。即便真的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也是糊涂观念。持这种看法的人大概忘记了，在中国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当军队失去强有力的控制时，曾出现过什么局面。而在目前社会条件下，除了共产党，谁又能真正控制得住军队？

　　企业性质不同于军队，不存在党的绝对领导问题。可随着企业的发展，机构的壮大，也容易出现部分骨干离心离德、尾大不掉的现象，实质上也是“兵为谁有”的问题。现在企业间相互挖人的情况十分普遍，有时通过挖一两个关键性人物，顺便就拉过来一支队伍。许多企业都是被竞争对手用这种方式搞垮的。可见，企业家的目标与军队领导一样，既要保证打得赢，又要考虑不变色。所以，一些老总才反复强调，企业要想健康发展，永远都要实行中央集权，不能在公司内部形成个人势力。可问题是，怎样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从实际情况看，措施五花八门，有的企业采取总公司控制人权、财权，有的是下面势力一大就进行“削藩”，有的每隔一段时间便安排干部对调，有的往下属公司派人暗中监视，等等。这些措施可能有一定效果，但恐怕没有哪一位老总敢拍胸脯说，问题已经解决，可以高枕无忧了。

　　所以，企业虽不宜照搬军队的做法，却可以从军队经验中得到启发。在中国目前社会条件下，共产党毕竟是最有凝聚力、战斗力的组织，绝大多数党员都是有信仰的。不懂得借助党组织的力量去管理，不注意发挥党员在各项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就不可能成为睿智而成功的企业家。

本文摘自《领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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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著名企业家虽然很成功，其经验值得推崇和剖析，可他们毕竟只是创办或有效管理了一个企业。而毛泽东却成功地缔造和领导了一个党，一支军队，打下了一个天下。
历史上像毛泽东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将起义失败后残留的不足千人的队伍，培育成无坚不摧、雄视天下的百万大军，并目在武器装备远落后于对手的情况下，仍能令号称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对手不得不乖乖地坐到谈判桌前，这种丰功伟业绝无仅有。
所以，在中国办企业，搞管理，不能不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不能不讲毛泽东、而讲毛泽东管理思想要首推其军队管理的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