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王安石和没落的王朝(2)

　　第二是当时的制度设计不能有效落实新法。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起初是雄心勃勃的，但是在制度上的设计不能适应新法的需要，达不到有效管理。旧有的制度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不会为新法服务的，没有解决制度上的矛盾，采取有效办法缓解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抵触情绪。变法必然走向破产。

　　第三，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意思是大的国家治理要像做小菜一样慢慢来，不能轻，也不能重，否则做不出可口的味道来。也许是外部环境的压迫，也许是皇帝的急切，王安石变法的推行过于迅速，没有处理好各方面的协调关系。

　　自神宗采纳王安石新政建议起，经哲宗又至徽宗25年(公元1126年)北宋始亡，经历了不长不短的一段时间共47年。也许有人会说：北宋的灭亡主要原因是神宗之后的哲宗、徽宗过于昏庸而非王安石新政所致。我认为，这种说法过分强调了皇帝的作用，而忽视了任何朝代的治乱兴衰背后都有三个基本因素在共同起作用：(1) 农业生产力是健全还是遭到严重破坏；(2) 政策高明还是昏败；(3) 统治层团结状况及是否存在外族入侵威胁。

　　王安石新政是北宋所以变成南宋的转折点，原因就在于王安石的一整套改革政策首先是对北宋的农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而动摇了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其次，王安石理想化的改革路线在推行过程中衍生了持续几十年的惨烈党争，一些已看到新政弊端同时又报喜不报忧的奸佞之徒打着拥护改革的旗号爬上高位，这些人对司马光、苏东坡等贤臣大肆排挤迫害，使得宋朝的统治力量变得既虚弱又残暴；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力孱弱，从而为外族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致使北宋在强敌的军事打击下灭亡。从北宋灭亡的过程、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看，一旦出现影响深远的政策失误使国家经济走上崩溃的边缘，这种内部条件一旦和外族入侵或军事动乱因素交相发挥作用，任何所谓英明君主和末世贤臣可能都回天乏力了。

　　王安石新政的失败说明，改革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褒义词，只有顺应经济规律、能提高国民福利水准的政策变动才是积极意义上的创新和改革，否则就是制造浪费和混乱的“政策乱动”。用今天的话说，不顾国情和吏治现状用国家垄断主义解决中央财政困难、以官方高利贷款处理三农问题是王安石新政在经济上失败的根本原因。

　　而由路线政策分歧导致朝中绵延几十年的党争使统治阶级元气大伤，最终促使北宋灭亡，王安石这个悲剧式的改革家似乎弄巧成拙，成为了北宋的历史罪人。

　　杜牧在千古名篇《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所以，今天重新审视神宗变法的失败，也许还具有相当建设性的意义。

本文摘自《一盏经济的渔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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