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完美的。

　　人们公认的事实是，大多数获奖人的研究课题，大家都没有了解。大家无从知道那些赢家究竟做了些什么，值得获这么大的荣耀。即使从事经济研究的一部分教授，也总是坦白地说：“不知瑞典皇家学院为何要把奖项颁发给这一个人，这两个人或者是这三个人？”

　　关于中国人何时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猜测，有人说：“这是个很单纯的问题，就是水平远远不够罢了。正如有一个孙继海在英超踢球，是远谈不上什么时候拿世界杯的。”

　　不管是否是酸葡萄心理，围绕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兴奋，与前些年相比已经减弱了很多。而且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大多数人明白了：我们在某些方面的距离，短期内是穿着跑鞋也追不上的。一味地强调诺贝尔情结，常常是吃力不讨好。

　　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从1969年后，诺贝尔经济学奖总是被美国大学的从业者拿走。美国人主宰诺贝尔经济学奖，已是不争的现实。从1999年罗伯特•蒙代尔获得殊荣以来，美国人已经是连续六年拿到此奖项。而且有专家表示，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也不会有人惊讶。甚至瑞典皇家科学院都表示：美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动力，其部分原因要归于是他们花在研究上的钱。这自然是说，现代经济学的智力重心已经移到了美国。

　　在获奖者获奖时就职学校方面，芝加哥大学占绝对多数，共有9位。另有10位获奖者曾短期或长期就读或者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因此有“经济新自由主义芝加哥学派”之称。芝加哥学派获奖人数如此之多可能也与瑞典从福利国家向政府作用更小、经济更自由的国家作政治转型有一定关系。剑桥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和哥伦比亚大学各有3名以上获奖者。

　　我们容易产生，也倾向于轻易地抹杀自己的诺贝尔情结。事实上，与中国一样经济高速发展的印度，也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寄予厚望。特别是在1998年，终于有印度人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获得这个最高奖项。这种期待终于在发展中国家梦想成真。但我们还是要注意到，有为数不少的印度裔经济学家是在美国从事着前沿研究。而且与其他社会学科相比，印度人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也最成熟。

　　可到了今天，印度学界意识到，与其徒劳地期待和预测印度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如出现更多的商业管理领袖，听起来更有希望，更令人鼓舞。印度人意识到，自己在国际上被引用的论文索引，实在是乏善可陈，而这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关重要。

　　比较起来，中国学者甚至更没有优势。大部分人的研究，还停留在学习西方的阶段，没有原创性的东西出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曾表示，从中国目前的情况说，拿到诺贝尔奖至少是一代人以后的事情。这涉及到具原创性思想的出现，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需要长时间实践验证的过程。

　　但是，林毅夫依旧坚持不懈地邀请不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演讲。他希望以获奖者的现身说法，消除中国人对该奖项的距离感。“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倒也不是说一定要。比如说打网球，不见得每个人都一定要拿冠军，但你看到有人得到冠军会激励大家去努力，去作为一个奋斗目标，我觉得这样有一定的目标比较容易挖掘大家的潜力。”林毅夫说。

　　其实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充满争议。因为首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根本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多年来关于此奖项是否应该设立一直都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包括一些奖项获得者也都持反对或者保留意见。例如瑞典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缪达尔(Gunnar Myrdal)就曾经呼吁取消此奖，虽然正是他在1968年帮助瑞典中央银行设立了这些奖并于1974年亲自领取了 奖项。

　　与他同年获奖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利(Friedrich hayck)在诺贝尔颁奖酒会上向瑞典国王和王后祝辞时也说到，如果当初咨询他的话，他会建议不设立此奖。

　　第二个争议在于经济学是否是门科学。事实上，经济学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其他奖项获得者所轻视。反对者认为经济学不够科学的标准，也不能对人类进步作出足够的贡献来继承诺贝尔这个名称的荣耀。毕竟，在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学的毕业生获得的是哲学学位。

　　这种说法突出了经济学被排斥在科学之外的状况。在传统意义上，“科学应该是有基于事实的理论模型。它包括知识的系统化、现象的观察和可以被实验或者其他方式验证或者否定的假设”。

　　经济学中许多伟大的概念比如“看不见的手”、“比较优势”以及“劳动力分工”等都是在20世纪前提出的，但概念本身并不是科学。正如贝多芬、莫奈、柏拉图对于声音、色彩和哲学都有卓越的理解，但这些天才们都不是科学家。因而，诺贝尔在19世纪末设立时，经济学并不具备一门科学的要素。

　　有人说：“把科学和诺贝尔加在这个奖项的头上，是多么荣光的一件事情！这个荣誉是如此的沉甸甸，单凭此，就可以获得数十亿的贷款。不幸的是，在现实经济中，它几乎无法产生货币价值。”

　　传统上，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作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长期以来，经济学被普遍视为是一种依赖于实际观察的经验科学，但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1890年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经济学原理》，自此经济学知识开始系统化。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学已经转型成为了一门符合科学所有要求的技术学科，充满了定义、证明、参数估测以及假设测定。有些人甚至认为，如今的经济学已经比物理学更加数学化。

　　在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纷纷抱奖而回后，许多人开始认为没有足够多真正杰出的经济学家配得上这个奖。于是关于得奖名单的争议也越来越大。

　　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70年代的获奖人基本没有引起太多争议。罗宾逊(Joan Robinson)、卡尔多(Nivholsd Kslfot)、勒纳(Abba Lerner)和帕廷金(Don Patinkin)可能是由于离世过早而没能获奖。到80年代中期，那些无可争议的伟大人物或者已经不在人世或者已经得奖，评奖委员会更难做出让所有人都满意的选择。

　　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评奖委员会将1972年的奖项共同授予阿罗(Denneth Arrow)与希克斯爵士(John Hicks)是一个错误。不是说希克斯不配得奖，而是因为阿罗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两到三位经济学家之一，他和1970年获奖的萨缪尔森一样应该得到单独肯定。而提出经济成长模型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梭罗在1987年才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青睐也显然太迟了。

　　诺贝尔经济学家地位崇高，但得奖者常常早已过了学术研究的巅峰期，甚至过了教书育人的黄金时期。这是因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很少将经济学奖授予近期的经济研究成果。与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52岁相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达到了67岁。有人批评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成了所谓的终身成就奖，这与诺贝尔奖“鼓励未来工作”的初衷相违背。

　　也许，由于政治与经济的紧密关系，瑞典科学院也想避免外界将奖项误读成为现有的政治或者制度行为。

　　有人认为，每两年颁发一次给40岁以下最杰出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在这一点上比诺贝尔经济学奖更有价值，但是两个奖都拿过的麻省理工教授梭罗一语道破天机：没人知道克拉克奖是什么，可每个人都知道诺贝尔。

本文摘自《一盏经济的渔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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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为什么爱存钱； 让历史失忆的超市；地产泡沫的复杂答案；从经济地理学分析“温州现象”；不完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国崛起的秘密；盛世中国的环保梦魇；创新引领未来。
作为一本经济理论与实务结合的经济学散文集，书中的话题涉猎比较广泛，从我们生活中的小事到宏观层面的热点话题，作者从经济学的角度针对社会各个层面的经济现象做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试图引导读者从表面现象深入了解其背后的经济规律和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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