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儒家式领导：与许倬云对话(4)
刘澜：你眼中的伟大的企业领袖很多吗？
许倬云：很不幸，没有。现今，股东持股非常分散，以致不可能在全体股东大会上听到真正有意义的讨论。首席执行官们不再需要向股东负责。因此，首席执行官只考虑自己的年度报告。他可以伪造收益，以便从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让自己薪水翻倍，奖金多多。这种不受控制的首席执行官是当前危机中的基本问题。
刘澜：伟大的商业领袖应该能看多远？为什么你说10年到20年？
许倬云：最好的领导者应该至少能够看到未来的一代。像通用汽车这样的大公司，应该能够看到未来的25年。不幸的是，它们没有做到。为什么我们仍然在使用燃油动力的汽车？因为汽车业已将它的资本、时间和能量都消耗在维持市场长期稳定上，它不希望事情发生改变。如果有远见，它们应该能够看到，化石能源正在逐渐枯竭，全球环境正在恶化，而我们最好为变革做好准备。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领导者在这么做。
知识领袖的责任
刘澜：你已经观察到，首席执行官们面临巨大压力，来自竞争对手、来自华尔街分析师、来自股东，等等。他们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呢？
许倬云：各种领导者——公众领袖、政治领袖、企业领袖和知识领袖——共同工作、相互影响。他们的影响有时相互增强，有时相互抵消。
预见持续不断的变化应该是知识领袖的工作，因为政治领袖和企业领袖忙于维持政府运转，或者赚取最大利润。放眼未来还真不是他们的全部责任。公众领袖本应该承担起这个任务，但是他们并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知识领袖应该担负责任。不幸的是，在美国已经近一个世纪没有出现过伟大的哲学家了。对我来说，真正伟大的知识领袖是卡尔?雅斯贝斯，一个德国人。他在活着的时候就多多少少地被孤立，直至今天他的声音也始终未被重视。我在美国大学的同事们都埋头研究琐碎的话题。没有人大声疾呼“开辟新道路，迎接新时代”。没有人在这
么做。
刘澜：雅斯贝斯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思想？
许倬云：在他1953年的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的》一书中，雅斯贝斯注意到：在每个伟大的文化中，一场文化崩溃会带来一次伟大的突破，开辟他所谓的“轴心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作为这些文化关键假设的先验价值被创造出来）。他预言，在下个世纪中，将会有一次突破，带领我们进入科技文化的时代。他的见解在今天仍然意味深长。我们现在面对的危机实际上是灾难前的预兆——始于启蒙时代的现代社会正面临一场文化崩溃。
然而，如果没有知识领袖为未来指点方向，我们将缺乏远见。幸运的是，在欧洲兴起了一些公众运动，比如环境保护。正是由于它们施加的压力，全球变暖以及碳排放才成为紧急议题。公众压力迫使公众领袖作出抉择，而商业领袖随后跟上。
在美国，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席穆尔?艾森斯塔特，以及另外20来个人，我也在内，已经在不同的地方举行过10~15次集会，力图向世界指明我们从过去学到了什么，而未来应该是怎样。
尽管这些都是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我是其中分量最轻的——但是大众根本不听。
刘澜：你们像是以前的罗马俱乐部吗？
许倬云：我们没有取个名号。我们集会，然后散会。我们尽力教书育人，对公众演讲，写书，试图影响他人。但是你知道的，美国的大众不读书，企业领袖不读书，小布什及其手下也不读书。
刘澜：不过奥巴马读书。
许倬云：是的，奥巴马读书。
《韩非子》与《论语》
刘澜：如果你有机会向奥巴马或其他的世界领袖推荐一本中文书，你会选哪本？
许倬云：《论语》。
刘澜：不过在你的著作中，你总是提到《韩非子》。
许倬云：对。《韩非子》的作者韩非比马基雅维利早1 700年。韩非身处大一统前夕的战国时代，与我们今天类似。《韩非子》对如何组织官僚机构进行了最成熟的探讨，这正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他试图说服统治者组织一个理性的架构来治理天下，而不是让单一的某个人群来统治，不管他们是贵族、武士，还是富豪。
本文摘自《领导力沉思录2》
零距离聆听大师思想：领导力沉思录2
继广受欢迎的《领导力沉思录》之后，中国著名管理学者刘澜推出的又一本与全球管理大师的精彩对话录。这些大师来自中国、印度、欧洲、美国等多个地区，从组织、历史、哲学、心理分析、营销等多个维度来看待领导力。这些深入浅出的对话引人入胜，呈现了领导力多姿多彩的多维视角，既能启迪管理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思想，又是各级经理人提升领导力的权威的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