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

　　第三章 中国：外围就是中心

　　许多人都担心中国会分裂。中国的确在分裂，但并非人们所担心的政治上的分裂，它的全球化和分散化程度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要高，这是保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也使得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省、市和地区更加高效、强大。外围就是中心。

　　邓小平1979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参观了福特公司位于亚特兰大市郊的一家汽车工厂，当年这里一个月生产的汽车总量比整个中国一年的生产量还要高。在美国访问期间，邓小平曾经说，“在中国我们面临着改变落后面貌，快速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任务。我们想要向你们学习。”他说希望能在21年后的2000年把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强国。1979年的时候，中国的汽车制造量只有13,000辆。在邓小平访美25年后的2004年，中国已经有了120家汽车制造商，年产汽车500万辆。

　　邓小平在1978年开始了农业改革，并在第二年访问美国，庆祝两国关系正常化，并且宣布中国的对外开放。我记得自己在那期间参加过在华盛顿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和许多人一样，我吃惊地发现拥有雄图大志的他竟然是个身材十分矮小的人。

　　我首次接触中国是在40年前。当时我住在泰国，帮助他们发展农业。与我合作的一位经理邀请我去了台湾。台湾当时正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但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的农业改革措施，我就是去那里了解他们的农业改革的。写到这里，我想起来1967年我们在台中吃过的一顿饭。那家餐馆是我的朋友特意为我们挑选的，但是即使台湾现在最普通的餐馆里的食物也要比那里的好吃的多，卫生条件就更不用提了。作为席间娱乐，一个好像刚刚从电影《成吉思汗》里面走出来的表情冷酷的大汉出现在我们的桌前，开始了他的喷火表演。就在这家餐馆隔壁，几百个近乎全裸的工人正在为一栋大楼挖地基。土都是工人们用铁铲挖出来，然后放在篮子里用肩膀扛走的。台湾的一切似乎都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原始状态。

　　现在，我越是回想对中国的记忆，就越能意识到那里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每年都要去中国三、四次，每次我都会为那里的变化感到吃惊。

　　在历史的车轮下

　　毛泽东1957年说过：“社会主义体制必将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分子想如何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都终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他对于隐藏于现实的未来的理解。在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他还是大陆的领导人，在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领导10亿人口长达25年。

　　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开始了与中国的外交正常化，不久之后，我就得到了访问大陆的第一次机会。这次访问并不随意，每一次参观都在政府部门的控制之下，他们不允许我们随处乱走。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中国是缺乏色彩的：破旧的房子，晾在窗外的灰色衣服，满街的人们都穿着中山装。我从来就没有踏上过一架中国飞机，从它的一个城市飞向另一个城市。于是，像许多人一样，我只能从香港往返于内地城市，那里是我探索大陆的基地。

　　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成为新的总书记。他在中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把引入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他的一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成为了改革的指南。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开始在几个城市建立经济特区。从当初原始的状态到今天超级现代化的上海的转变真是一个现代神话。邓小平这个中国经济改革的先锋也肯定将名垂千古。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现在，私有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它们的年增长率达到了20%，是整体增长水平的两倍多。出现不久的企业家阶层正在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

　　法国超级市场家乐福于1985年进入中国市场，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连锁超市。到2006年初，它在中国的门店已经达到70个，并且还在以每年15个速度增长，丝毫不顾及中央政府对于合资零售企业的限制。它是直接与地方政府达成协议的。

　　从1967年第一次到中国开始，我亲眼目睹了中国这些年来发生的变化。我在那里的熟人大部分都是领导干部和企业家。我也在中国的许多大学里做过演讲，接触过那里的学生，除此之外，我还是南京大学的一员名誉教授。这么多年来，我也接触过许多国务院领导，其中就包括前主席江泽民。

　　我是在1998年《亚洲大趋势》中文版出版后不久与江泽民见面的。一次我在北京逗留期间被告知，国家主席想见我。我很高兴地同意了。我们是在中南海见面的。他还告诉我，毛泽东原来也是在那间房间接见客人的。

　　在两个小时的私人会面中，我了解了许多关于中国和他本人的情况。谈到经济增长，他问我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不大愿意评价中国的形势，但是他很想知道我的看法。于是我说，“我想如何使中国的大型国企在保持效率的同时又不会导致太多的失业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两个都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平衡。

　　江泽民接着说，“我们现在都在说抓大放小。”我立刻回答说，“我希望我就那小中的一员！”

　　我记忆最深的是我们谈话的第二个小时，这完全是一个私人谈话，我们谈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我们都是在农场中长大，还有我们的教育背景。他告诉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是上海一家汽车装配线上的一名工人。我们的谈话都是用英语进行的，那时西方还没有人知道他会说英语。更让我吃惊地是，他还满怀深情地背诵了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的演说。大家都知道，它是这样结尾的：“…我们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的庇佑下，获得自由的新生──我们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致从地球上消失。”

　　想象一下他背诵时的情景。我不知道这些话对他来说是不是仅仅是演讲辞，还是他有感而发。到现在我也不明白。

本文摘自《奈斯比特预测未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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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身处信息爆炸的世界中，人人都渴望拥有一个简单的架构，借以观察趋势，但混乱、急促的世界，却让我们终日浑浑噩噩，无法跳脱过去惯性的思维。 那么，未来的趋势是什么？我们如何从充满噪声的庞杂信息里，抽丝剥茧预见未来？这就是本书的目的：为渴望“洞烛机先”的读者，架构清晰的观念，抛弃不合时宜的心态，掌握全球未来新趋势。 在本书中，奈斯比特?自己多年的趋势观察经验悉心整理，告诉读者11条定见，并如何将这11条定见运用在信息收集、分析判断与预测未来趋势上奈斯比特在书中列举爱因斯坦、中国篮球明星姚明、星巴克咖啡、诺基亚手机、太阳马戏团、芬兰、丹麦等创意致胜的个人、企业与国家，让读者看到他们是如何将赤子之心专注在自己的热情上，逐步将11条定见应用到预测未来的经济世界与个人生活中。奈斯比特认为，我们对事情所持的观念或是采取的认知思维，其作用就如同飞机双翼的切风角度，目的就是要以特定角度获得最大的飞行速度；所以，如果我们的观念、思维偏离了世界未来趋势的走向，不论多么劳心劳力，一切作为都将事倍功半，更不要说预测趋势了。 奈斯比特的思想得到全球相当多的商务人士的追捧，他的11条定见将我们身处的复杂世界变得简单，帮助我们更轻松地投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