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汇率问世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却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一个问题的普遍认知，即：在经济体系中，什么才是永远正常而合理的。最近，以中国为抨击靶子的美国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林塞·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理所当然地写道：“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汇率应该是浮动的。”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一“原则”在多数经济学家的眼中一定是荒谬而怪诞的。在此之前的2500年中，跨境接受的货币通常都是黄金，或是可以兑换黄金的凭证。即便是强烈主张消除“商品货币”最后-残余的经济学大师——约翰&S226;梅纳德&S226;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是固定汇率的坚定拥趸。

浮动汇率已成为极端的周期性不稳定根源，在一些本币不被国际交易接受的国家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货币危机，并通过美元资本的进口，加剧了这些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失衡。恒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这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几十年之前，就已为人们熟知了。正如弗里德里克&S226;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1937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在固定汇率下，“短期资本运动的效果，一般都会减弱实际波动的幅度……然而，如果汇率实现浮动，资本运动将趋向与最初原因同方向运动，从而使波动加强。”在一战和二战之间，伴随金本位体系的崩溃，资本流的行为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准确地印证了上述逻辑。

货币民族主义者认为，各国理所当然都应拥有自己的纸币，而且不应浪费资源持有黄金或硬通货储备。而如同全球化方面最知名的经济学家批评者约瑟夫&S226;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做的那样，货币民族主义者最终必将要求实施资本控制，以防止人们干扰政府对国家信贷环境的控制。但哈耶克认为，政府无法止步于此，因为“旨在有效防止资本外流的汇率控制，必将包括对外贸的完全控制，因为在进出口信贷方面的任何变化，都必然意味着一种国际性的资本运动。”

的确，这就是阿根廷自2002年放弃钉住美元汇率制以来选择的道路。自从勾销了价值800亿美元的债务（约占名义价值的75%）之后，阿根廷政府一直在采取前所未有的强硬干预手段，以削弱阿根廷人保护私有存款和从事外贸活动的能力。

2003年，阿根廷政府采取资本及国内价格管制措施，目的是将汇率保持在低位，同时抑制相关政策导致的通胀上升势头。2004年，管制的范围扩大至能源行业，包括对石油和天然气征收出口税并实施部分出口禁令。2005年，阿根廷政府强制企业将其多数国外收益兑换为比索，并限制个人为投资国外而购买的外汇金额。2006年，为扼制每月超过1%的通胀升幅，阿根廷总统内斯托尔&S226;基什内尔(Nestor Kirchner)要求商家“自愿”对大约300种商品实施价格冻结，目标是那些构成官方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成分商品，并将出口禁令扩大至牛肉等其它产品上。

阿根廷的情况，极好地证明了哈耶克的担忧，即：货币民族主义的蔓延，只可能导致国际经济和政治冲突进一步加剧。自2002年比索贬值以来，就欧洲的债券持有人和企业直接投资者的资产被剥夺的问题，阿根廷政府与欧洲国家冲突不断；而阿根廷人民已从内心深处反对美国、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反对全球化。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时代之前，人们都明白，货币民族主义将会从根本上改变资本自然流动的方式，因此，国际社会形成了一种良性的经济秩序，而灵活的汇率机制则必然会对这一秩序造成严重破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货币秩序，目前成了全球化的最大软肋。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实际上，对于那些本币不被外国人接受的国家，它们应该放弃自己的货币。当今世界是不兑现货币的世界，这些货币都没有黄金或白银作为支撑。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元化成为安全进行全球化的唯一途径。所谓美元化，即放弃小币种货币，转而使用美元、欧元或其它获得国际认可的货币。

当然，国际认可货币的地位并非与生俱来；此外，倘若的中国和其它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央行对美元的贬值感到无法忍受，那么，我们将无法有效确保“全球失衡”的安全释放。中国目前已经拥有逾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届时，我们或许可以采用数字化“商品货币”。目前已经出现了黄金银行，它允许客户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数字黄金付款和收款。数字黄金是一种电子货币形式，由客户所存的黄金为担保。随着美元汇率的下跌，这种业务近些年来迅速增长。

将在地球上存在2500年之久的商品货币进行数字化，可能听上去有些激进和难以置信，但它最终或许会证明，这种做法的可持续性，远远超过近35年来实行的货币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