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权知道审计的细节

　　    今年的审计报告风景不同，我看见一连串的数字陈列其中，“挽回损失163亿，移送案件863件，涉及1068人”，如此具体的数据，背后有多少人物，多少故事，老百姓应该是有权知道的，但报告自始至终，没提一个单位，没写一个人名。仿佛一台戏，刚一掀开幕布，就宣布收场了；又仿佛是一场夏日午后的天气，隐隐从天边传过来雷鸣，似乎也有闪电，但就是不见雨水掉下来。

　　    此情此景，人们只能拿知情权说事。我记得知情权是写进了最高领导的重要报告里的，总书记的话，白纸黑字，摆在这里，现在我们有资格拿着领导的报告追问审计长，究竟是哪些人犯了案子，被移送到检察机关？究竟是哪些部门内外勾结，制造了“串案”、“窝案”？我们想知道，以知情权的名义，我们应该知道。

　　    有人曾经说过，跟公民的知情权相比，那些所谓的部门利益，那些所谓的企业利润，都是短暂的。这样的表述有道理，因为知情权首先守住的，是每一个公民在一个社会体系中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使命。每个人都是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一个元素，没有人置身事外，而知情权是确保公民权利有效发挥的第一路径。研究表明，在重大社会事件面前，公民知情权的多少，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考证过印度饥荒与民众知情权之间的关系。他发现由于民众获取的信息相对周全，因此印度的饥荒问题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一直停留在民众的营养不良层面，那种大面积的饥饿性死亡问题再也没有在印度出现；而中国2003年的非典事件，最终也是政府通过维护民众的绝对知情权，每天滚动播出详细的灾情，从而一举渡过了难关。

　　    必须承认，腐败问题是今天中国社会最大的灾情，民众对此怨声载道。一方面党和政府下大力气惩治腐败，但另一方面民众的情绪却更加暴烈。出现这种矛盾的局面，民众知情权的缺失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现实的逻辑是，由于知情权的缺失，一部分民众必然认为，潜藏的腐败问题永远比暴露的腐败问题严重很多；由于知情权的缺失，一部分民众必然认为，腐败问题永远都是官员们胆大妄为，咎由自取。这种民间思考一旦成为惯性，必然就会形成民间和官员绝对的利益二元对立。但平心而论，有受贿的官员，就有行贿的民众，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腐败从来就是各方共谋的结果。官员有罪，但民众也有不义。可以肯定，就是因为民众知情权的缺失，大部分人理所当然拥有了某种道德优越感，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面对此起彼伏的腐败现象，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除了咒骂，除了愤怒，似乎不会做别的了。

　　    由此看来，知情权是引导民众参与社会理性建设最有效的工具。想起前几年，李金华先生在任审计长的时候，每年的审计报告都掀起热潮，表面上看，似乎是揭开了具体的伤疤，一些部门，一些人物被指名道姓，脸面上挂不住，但从全局看，人民却听到一种良心的声音。有那么多人认为，只要有李金华在，腐败问题就能解决，中国就有希望。这绝对是一种积极的、理性的、建设性的民间声音，它们来自民间，来自这个伟大的国家中生生不息的人民对国家、对民族的爱与期待。

　　    可惜的是，当李金华挂职而去，这样的风景已然消失。必须承认，今年的审计报告，有的人会暗中窃喜，但更多的人会失望，会愤怒，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爱心会受到伤害。怎么办？我们是期待又一个李金华来临，还是把知情权真正还给人民，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本文摘自《我的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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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下的中国，很少有人能把经济学的常识写得如此灵性而且优美。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经济学美文，以至于读者不得不感叹，原来经济学像诗歌一样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