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眼看小岗村

2013-12-17 15:08:58

　　小岗村，一个早已进入了改革开放辉煌历史的村落，如今在陈桂棣、春桃的笔下，却是一部失败的总记录，一道僵化了的旧风景。仅此一点，就能够让那些多年以来努力把小岗村推向神坛的领导们大为光火，也会让小岗村里的乡里乡亲浑身不舒服。

　　这正是我愿意阅读这本书的理由。尽管我对报告文学这样的文体非常不适应，尽管我总是在怀疑两位作者无所不在的、全景式的眼睛，但我还是把书读完了，而且几乎完全相信书里的内容，包括那些细节。原因在于，我有长达15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有6年的地方政府公务员经历。我太知道乡亲们的心态了，我也太了解小官僚们在处理各种经济事务时那种骄横、无知的做派。但话说回来，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有我这样的生活经验，因此我对这本书的写作方法表示了我谨慎的怀疑。与陈桂棣、春桃面对面聊天，我建议他们以后抽空将调查的背景、各种文献都陈列在书里，让这本书不仅有报告文学的情绪，也有社会学著作的严谨，如此，《小岗村的故事》很有可能就是那种可以流传下去的好书之一。

　　不过，少数情况下，事实本身可能比方法更有价值。当我们直面小岗村30年的发展史，一本书籍的写作技术就显得很不重要了。我们看到，多年以前，十几个衣衫褴褛、腹中空空的农民把身家性命赌上，摁上鲜红的指印，只是为了包产到户，拿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生产自由权利。在土地上种什么，怎么种，这本来就是农民与生俱来的经验，轮不到意识形态或者是官僚来干预，来指导。把土地包给农民，让他们自由选择，自由耕作，这就是著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部经济学意义。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对市场的尊重与回归，可能就从这里开始。发端于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它的核心价值落在了两个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上：

　　第一当然是产权建设。小岗村人的包产到户模式，是农民的土地从一大二公的无产权状态向有限度的、半模糊状态的农户土地耕种权的回归。正是因为在产权问题上有所进步，中国农民终于靠自己的双手，在自己的土地上解决了温饱问题。

　　第二则是自发秩序。我们看到，这种对经济学常识的回归和认同，并不是从官方和意识形态开始，而是一群近似于文盲的农民的自我选择。他们靠着生存下去的本能，靠着理性经济人的基本需求，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为自发秩序的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最鲜活的见证。

　　理论意义上，小岗村人在这个时候已经解决了持续发展的路径问题。如果按照土地产权和自发秩序的基本框架继续朝前走，30年之后的小岗村应该是一个富庶、发达且文明的小城镇了。但30年之后的事实并非如此。陈桂棣、春桃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在小岗村调查，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些让他们难以接受的事实。著名的小岗村并没有真正富裕起来，和江浙沿海一带的村庄相比，小岗村甚至可以说还处在贫穷状态。一些看上去气派的建筑，都是上面的领导拨款建立起来的，最耀眼的，还是那座人人都要去看的纪念馆，而不是每个村民的幸福生活。小岗村人为了致富，必须像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去沿海一带打工，在外地积攒一些辛苦钱，然后回到小岗村盖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昔日带头分田到户的农民严洪昌，这些年在小岗村做什么都不成功，眼见着一年一年过去，严洪昌老了，家里却不富裕，儿子只好离开家乡，去城市里寻找生存的可能。

　　此情此景，陈桂棣、春桃提出了一个问题：“曾经不怕杀头大无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小岗人，为什么却无力再现当年的雄风，续写昔日令人炫目的奇迹呢”？

　　可以说，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很多有意思的故事纷至沓来，夭折的养殖场、三家工厂随风而逝，瓶盖厂被炸，严洪昌和小岗村人在长达30年的岁月里，是试图靠办企业，靠做生意来致富的，但每次都铩羽而归。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窃以为，还是出在人们对常识的不尊重上面。中国人在回归常识的道路上，向来是缓慢的，不情愿的，小岗村30年来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还是在产权归属上严重不到位。

　　联产承包责任制本来就不是一种产权制度意义上的根本性革新，它只是在生产形式上政府对农民的一种宽容。但当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却又为中国的农村改革启示了一种方向，那就是沿着农民土地产权建设的道路继续朝前走。也就是说，如果不给予农民清晰的土地私有产权，那么农民就没有必要的资本在市场上继续进行博弈，政府管制的行政力量就会像枷锁一样继续牢牢控制并压抑住农民的市场行为。

本文摘自《我的自由选择》

　　在当下的中国，很少有人能把经济学的常识写得如此灵性而且优美。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经济学美文，以至于读者不得不感叹，原来经济学像诗歌一样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