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失衡缘于政府与民争利(2)

　　我们可以用发生链的形态来勾画一下温州的经济特征：

　　    个人→企业→政府

　　    温州的经济驱动力主要在个人，由于个人对市场的判断，引发出更多的个人市场行为，这其中包括企业行为，大量的企业在温州繁衍，把温州的经济总量做大，从而引起温州政府财力的相对强势。在温州，没有乡镇企业、国有企业这样的概念，全国各大城市都被垄断的出租车行业在温州彻底成为个人汽车出租户。温州人也不仅仅局限在温州本地，人们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生意人的影子。因此，温州的富裕链条是，温州人最富裕，贫富悬殊不明显，企业因为温州人的共同富裕而强大，最后才是政府的富裕。

　　    温州富裕现象引发出一个老生常谈的追问：政府的作用到底在哪里？

　　    事实上，我们解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基于一个简单的常识：小政府、大社会。斯密早就说过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仅仅是守夜人。问题是，我们今天的经济形态，表面上界定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仍然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经济、规模经济，这样的经济形态必然需要政府的行政之手。正因为如此，整个国家看起来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经济发生链：

　　    国家（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

　　    国家看起来富裕、强大，但地方政府却难以为继，不得不与中央政府进行利益博弈。所有企业依附于政府权力，腐败大量出现，处在最末端的无权力纽带的边缘人群，毫无疑问成为绝对的弱势群体。一个环节构成一个利益集团，距离政府越近的人，获取财富的可能性越大，距离政府越远的人，必然跌入赤贫状态。一个社会的贫富差别由此形成，并不断拉大。

　　    当我们完成这样的实证分析，结论就显得一目了然。充足的市场化竞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均衡贫富差距，因此，还原每个人的市场权利，放开市场管制，制约政府官员的寻租空间，才是实现收入均衡的基础手段。在这样的基础没有夯实之前，单向度提出收入均衡的政策，一方面将降低市场的自由竞争力度，另一方面将可能导致政府官员在过去市场寻租的背景下，平添一道福利寻租。如果这样的局面形成，旧有的收入失衡将无法修复，新一轮贫富差距又将粉墨登场，整个经济体将在福利计划的错误中再次陷入反市场的迷狂之中。

　　

本文摘自《我的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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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下的中国，很少有人能把经济学的常识写得如此灵性而且优美。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经济学美文，以至于读者不得不感叹，原来经济学像诗歌一样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