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节：经典经济学在中国本土的验证（上）：道德的感通(12)

　　曹植在《汉二祖优劣论》中指出："夫世祖体乾灵之休德，禀贞和之纯精，通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其为德也，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故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是以群下欣欣，归心圣德。"诸葛亮则认为曹植论光武帝有失全察："将则难比于韩、周，谋臣则不敌良、平。时人谈者，亦以为然。吾以此言诚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诬一代之俊异。何哉？追观光武二十八将，下及马援之徒，忠贞智勇，无所不有，笃而论之，非减曩时。所以张、陈特显于前者，乃自高帝动多疏阔，故良、平得广于忠信，彭、勃得横行于外。""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于是以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而已。" "与诸臣计事，常令马援后言，以为援策每与谐合。此皆明君知臣之审也。光武上将非减于韩、周，谋臣非劣于良、平，原其光武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高帝能疏，故陈、张、韩、周有焦烂之功耳。"

　　二者之论，我当然取诸葛之论。因为诸葛经济天下，文武兼备，理事圆融，能见常人所未见者，非书生之管窥之见。后世学人多持书生之见，以为道德仁义无非口说之词，无非羸虚软弱之辈，实在是未解圣贤经典真实义，不知圣人行事，行所当行，发大雷音非在声高，做狮子吼意在发聩。不明孔夫子为什么杀少正卯一事之内涵，空谈儒学之新，仍不免门外汉之讥、入海量沙之笑！秦朝统一之后，刘秀为第一位复国中兴之祖，所谓"史无前例"。详究其迹，虽是前朝旧事，亦得以窥见天机之密、圣贤之意，古今不异。知仁不知强者，不谓知仁，百无一用。今日欲振兴衰颓企业者，欲扭亏为盈者，乃至在经济金融危机之下，欲领各业走出泥潭者，当沉潜思虑，摒弃邪说俗解，得真实造福之策，中兴有望焉。

　　第三节 中国历史上改革图强事例的伦理评鉴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无不把经济置于显位。历朝法典中，如《秦律》、《汉律》、《唐律》、《元典章》、《大明律》、《大清律例》等，都记载了丰富翔实的经济制度。在各代史学家所著的典章制度中，经济制度都居首要地位。唐朝杜佑在所著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典章制度史《通典》中，将《食货志》十二卷居其首。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首要二十七篇记载了田赋、国用、职役、征榷等经济制度的演变过程。

　　国家经济是支持和维护各种社会制度产生和巩固发展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有历史记载以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变革、发展，实际上是在中国本土经济学指导下进行的，这一过程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兴衰更替的经济原因。历史上一些朝代的变法，也多是围绕着国家财力而开展的。

　　古代称"变法"，当代称"改革"，二者没有本质不同。对于历史上的变法研究，汗牛充栋，但是截至今日，尚无人从伦理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其兴败得失。"卑之无甚高论"，唯从国家时运、人品端曲、性格和乖、机巧权变等方面分析其是否符合自然伦理。合，则成；离，则败。善，则兴；恶，则亡。顺，则盛；逆，则衰。

　　一、商鞅变法：兴国运 犯人情

　　秦献公死后，其子孝公即位，时年二十一岁。当时黄河、崤山以东有强国六个，淮河、泗水之间小国十多个。楚国、魏国与秦国接界，魏国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他们都敌视隔绝秦国，阻止秦国和中原其他国家会盟。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年轻的秦孝公发愤，史书称"布德修政，欲以强秦"。 历代总结商鞅变法的文章见解，无一不注重孝公用商鞅如何"修政"，而忽略了比修政更根本的因素，即秦孝公的"布德"。《史记秦本纪》记载："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并于周显王八年（庚申，公元前三六一年）向全国颁布王令："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其大意，在于：1．祖上"修德行武"，"开业光美"；2．内不修政布德，外被攻伐夺地，国家蒙羞；3．述人之志，继人之事，欲孝祖德，募贤兴国；4．痛下决心，不惜与可强国者"分土"。

本文摘自《中国经典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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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经济学的贯通解读：中国经典经济学 在今天这个市场经济繁荣的社会里，“经济”成为了各行各业人们口中常说的词汇，懂的或者不懂的，理解的或者一知半解的，仿佛了解“经济”是一件时尚的事情，是现代人身份的标志，尤其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开始频繁使用宏观调控手段熨平经济波动，各种经济术语日益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使得原本在许多人看来高深莫测的“经济学”大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势。然而，对于到底什么才是“经济学”、如何判定“经济学”是否有效之类的问题，关心者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