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节：被鸦片击溃的帝国(3)

　　除了在对外贸易上翻手覆云，伍秉鉴在官商关系的处理上也与前辈潘启一样的高明，他跟广东的地方官员保持了非常良好的互动，《广州府志》记载，"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之冠"。1811年到1819年期间，受经济景气影响，十三行商人陷入集体低迷，伍秉鉴先是将他在羽纱业务中的利润所得全数拿出来，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然后又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200余万银元，使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于怡和行，他本人的威望也无可撼动。

　　从一张油画肖像来看，伍秉鉴长得非常清瘦，宽额、凹眼、细脖，一副南亚人的典型模样。他个性低调，不苟言笑，据说"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他靠捐钱得到了一个三品的顶戴，不过，除了极少数的日子，从不穿戴官服。他的西方合作者对他的评价是："诚实、亲切、细心、慷慨，天生有懦弱的性格。"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充满了商业智慧的低调商人，在有意无意中，扮演了"帝国掘墓人"的角色。

　　伍秉鉴的生意，从表面上看主要是茶叶和生丝的出口，而实际上，又与另外一项十分隐秘的进口业务有关。正是这项业务，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情势的"天地变色"，并进而造成国运陡转。它就是鸦片贸易。

　　后 记

　　这是一个平凡而宁静的江南午后，盛夏初至，所有的嫩绿都渐变为成熟的颜色，阳光从厚重的云层外顽强地透进刺眼的光芒。高窗之下，大运河一如往昔地无言流淌，前不见来源，后不见去途。此刻，在我的周围，有的只是善意的沉默，没有思想，没有问题，甚至，没有历史。

　　就这样，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日子里，我结束了长达8年之久的漫长创作，一时间，手足无措。

　　"对历史的本质我始终迷惑不解"，这是法国作家罗兰·巴特的一句名言，我把它借用为《激荡三十年》的序言标题。也正是从这里出发，我由近及远，溯源而上，继而完成了两卷本的《跌荡一百年》，然后是这部《浩荡两千年》。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关于历史的叙述和追问，始终挟带着我对自己所处这个时代的期望、不安和恐惧。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我所有的写作都是为了一一回答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现在看来，它们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我想起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中提出过的一个严肃问题："历史有意义吗？"

　　所谓的历史，看上去是一些坚硬的存在，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无非是从众多的线索中寻找一切发生的"因缘"，然后以一定之逻辑，组合为自成体系的"结果"。悲剧性的可能有两种，第一，研究者错结"因缘"，得出荒诞不经的"结果"；第二，学习者自结"因缘"，得出超出研究者初衷的"结果"。

　　这两个常常发生的悲剧，对研究者都是残酷的惩罚，并最终得出"历史没有意义"的浩叹。提出这个问题的波普尔看来对此有很清醒的认识，他因而自问自答说："我主张历史没有意义。但这个主张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为历史所做的一切在政治权力史中显得束手无策，或我们必须把它当做一种残忍的玩笑来看待……尽管历史没有目的，但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目的赋予其上；而且，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予它以意义。"

　　波普尔式的无力感，以及因此促生出的理性顽固，至今让我痴迷而不能自拔。

　　在创作"企业史三部曲"的这些年里，我深深感觉到，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若因循旧规，当然不行，而如果全盘照搬欧美，恐怕也难以成全。这就好比，旧瓶装不了新酒，可拿别家的新瓶来装，也会让自家的美酒变味，这正是中国改革的难处所在。能否在传统国情与普世规律之中探寻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史海苍茫，关山似铁，我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我想，我已尽力，尽管这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我写出了所探寻到的若干事实，它已构成为一种存在，如一件烧制完成的器皿，风雨如晦，独立于一切之外。

　　本次写作，我得益于众多的先哲、前辈、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他们给予我的知识、鼓励与批评，构成了写作的重要部分。对于所引用的、重要的史料来源及观点，我以两种方式予以了呈现--在正文中直接引用，或在文后加以脚注。书中所有的错误，均由我承担责任。

　　我最要感谢的，仍然是邵冰冰和吴舒然同学。"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这是我一贯来的生活准则，我无悔于8年的投入，不过，她们却为我的工作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我将在余生中拿所有的时间补偿。

　　《佛经》中说："若布施时，施者、受人及财物三事，皆空不可得。"

　　一切皆有法，应作如是观，作者、读者及作品三事，皆空不可得。

　　?我的一生中，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午后。

　　吴晓波

　　2011年盛夏，于杭州

　　本书精华已为您连载完毕，谢谢阅读

本文摘自《浩荡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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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史三部曲之三：浩荡两千年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作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