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节：爬满虱子的"盛世"绸缎(1)

　　两年后，朝廷以欠款340万两白银为由，抄办范家。至此，"狐兔死，走狗烹"，风光无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凄惨的尽头。在这一部企业史上，介休范家的兴衰史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标本，"看它起高楼，看它宴宾客，看它楼塌了"，这样的故事一再重演，并且情节相近，结局类似，从来没有什么新意，这是最让后人沮丧的地方。

　　大清帝国前后延续了268年，总共有10位皇帝。位居二、三、四位的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实际执政64年），从1661年到1799年，凡138年，占了清朝的一半，这段时期被称为"康乾盛世"。

　　盛世的标志有三，一是人口的迅猛增加，清朝初建时全国人口约在1亿到1.2亿之间，乾隆晚年时已超过了3亿；二是中央财政日渐丰腴，康熙去世时，国库盈余有800万两白银，雍正留下了2 400万两，乾隆留下了7 000万两；三是百年太平造成民间生活的安逸，商人阶层由俭入奢，工商繁荣。

　　然而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康乾盛世"其实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周期性复苏，中国社会仍然在超稳定的状态下平铺式地演进，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没有发生任何本质性的突破。民国学者傅斯年曾对此有深入研究，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期间均不过两三代人，"康乾盛世"无非是这一周期的再次重演。

　　第十六章

　　爬满虱子的"盛世"绸缎

　　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马嘎尔尼爵士

　　1653年，大清顺治十年，刚刚坐稳紫禁城不久的清朝廷接到了一份来自广州的奏折，内称，有一个叫荷兰的国家近日派船停泊在虎门港，并向市舶司提出要与我国进行通商贸易。

　　大臣们为此事展开了一场争论。对于荷兰，有的人很陌生，说它从来没有出现在典籍之上--"乃典籍所不载者"，是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国；也有的人比较熟悉，隐约听说它是一个新崛起的西方强国，在几年前（1642年）击败了西班牙人而独占台湾岛。应不应该与这样的国家做生意，意见很分歧，广东布政司持乐观其成的态度，提出对荷兰的通商请求要"不以例限"，甚至提出"不必拘拘刻舟求剑"，也就是不要纠缠荷兰商人是否有"金叶表笺"之类的凭据，应当开放通商。与布政司意见相反，包括礼部尚书、广东巡抚在内的众多大臣都反对与之做生意，理由是："荷兰人长得红须碧眼，非常可憎，而且船上的铜炮好像很厉害，应该警惕。我国与荷兰一向不通贸易，而它又与澳门的葡萄牙人不和，彼此争斗，动辄就开炮打枪，是边疆的隐患，不能轻易与它有商业往来。"

本文摘自《浩荡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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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史三部曲之三：浩荡两千年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作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