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商人的自由时代(1)

　　此外，商鞅还对货币抱持敌视的态度--这是古今中外所有计划经济主张者的"传统"。他对货币和粮食有一种很奇特的看法，在他看来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货币活跃了，粮食就萎缩；粮食丰裕了，货币就没有用了"--"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死"。如果有1斤铜"生"在国境之内，就会有12石的粟"死"在境外；如果有12石的粟"生"在国境之内，则1斤铜"死"在境外。"在他变法的20余年中，秦国一直是以物易物，直到他死后3年，才开始铸币，由此可见，秦国的商业流通在各国之中是非常落后的。

　　商鞅的这些变法，前不见古人，用司马迁的说法，"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也就是，变法实施之后，民怨沸腾，3年之后，居然大见成效。

　　秦孝公见变法初战告捷，当即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庶长为秦国最高行政官员，分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和驷车庶长四职，其中只有左庶长一职可由非王族大臣担任。

　　商鞅开始第二轮更为广泛且深刻的变法。其中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建立了军爵制度。

　　第四章

　　商人的自由时代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晁错

　　汉帝国初建之时，满目疮痍，国力极度羸弱，开国皇帝刘邦要出巡，居然配不齐六匹肤色一样的骏马，一些列卿大夫和诸侯，穷窘得只好以牛车代步。

　　国贫民穷之际，如何对待创造财富的商人就成了关键。汉初的几位皇帝，从高祖、惠帝到文帝、景帝，对商人采取了看上去很矛盾的政策。

　　在法律上，汉律基本沿袭了秦律，对商人继续实施蔑视和压抑的原则。天下抵定后，亭长出身的刘邦对商人非常反感，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人有两种，一是有文化的人（儒生），一是有钱的人（商人）。他学习秦始皇的办法，把10多万户六国贵族后裔及富豪之家统统迁徙到关中，放到自己的鼻子底下加以监管。他还颁布诏书，严令商贾不能穿丝绸的衣服，不得乘坐华丽的马车，还专门抬高针对他们的租税，以表示对他们的困辱。到了他的儿子惠帝执政时，态度稍稍宽松，不过还是在税赋上采取了歧视的政策，一般人交税一份，商人和奴婢则要交两份。

　　另外，汉初的几个皇帝还彻底关闭了商人从政的路径，甚至连他们的子孙也受到限制，所谓"禁锢不得为吏"。汉文帝规定，有三种人不能当官，分别是商贾（贾人）、入赘的女婿（赘婿）和犯过贪污之罪的官吏，理由是"贵廉洁，贱贪污"。其后的汉景帝在诏书中专门强调"有市籍不得宦"。《史记·平准书》还记载，从惠帝开始就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在分配田地的时候，有"市籍"的贾人也不能获得土地，如果被发现违规，马上就贬为奴婢。

本文摘自《浩荡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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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史三部曲之三：浩荡两千年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作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