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商人的自由时代(2)

　　为了缓解财政上的困局，汉初朝廷曾经实行过"纳粟拜爵"的制度，平民只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就可以获得爵位，甚至还有"入羊为郎"的记录，就是有人牵着羊群换来一顶"郎官"官帽。可夸张的是，就是在推出这一"卖官"制度的时候，朝廷竟也规定，最有可能出钱的商人不在此列。安作璋在《学史集》中便考据说："汉朝任用官吏是把商人排斥在外的，即使是以富訾选官，也不包括商人在内。"

　　就在对商人实施了如此蔑视和侮辱性的政策的同时，让人惊奇的是，在实际的微观经济层面，工商业却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记录："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也就是说，政府改变了自商鞅以来的全面管制政策。"开关梁"--开放关津，"弛山泽之禁"--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这是两大非常重要的政策变动，前者减少了地区之间的物流成本，终汉一代，从此没有再设关征税，统一市场的优势得以展现，后者则把利益最大的资源性产业向民间开放，这两大政策的推出，直接导致物流交易的活跃和工商业的繁荣。

　　在放松工商的同时，朝廷对农业则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文帝前后两次"除田租税之半"，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一度甚至还全免田租，长达12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尽量"委曲求全"，通过和亲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

　　这样的宽松政策--可以说是"休养生息"，也可以说是"放任自流"--实行了70年，主要是在文帝和景帝时期，史称"文景之治"。《史记·平准书》说，汉兴70年间，民间和国库都非常肥腴，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用以串钱的绳子都朽掉了，中央粮仓里的粮食多得更是陈谷叠陈谷，以"至腐败不可食"，这当然是前所未见的盛世了。

　　与此同时，商人阶层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势力。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认定，"汉初实为中国商人第一次获得自由发展之安定时期也"。从各种史料见，当时大商人主要集中在四个产业之中，分别是盐铁业、流通业、种殖业和金融业。

　　盐铁的利益之大，早在管仲时期就已经逼现，现在将之开放给民间，当然催生巨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西汉初期的21位富豪--他称之为"贤人所以富者"，其中，单独列出、比较详细地记载其事迹的有8位，前4个竟都是冶铁业者。

　　第一位是四川地区的卓氏。他原本是赵国人，世代靠冶铁致富，秦灭赵国后，卓氏一族被洗劫一空，只剩下夫妻两人，推着一辆小板车流放他乡。同行的流放俘虏中，稍微有点积蓄的都争着贿赂押解的官兵，希望能安排到距离赵国稍近的葭萌关一带（今四川广元县），只有卓氏说："此地狭小贫瘠，我听说汶山（即岷山）之下，土地肥沃，地里长满芋类，一辈子不至于挨饿。那里的人们喜欢到集市上做事，喜欢做买卖。"于是要求迁得远一些。押解的官兵就把他安排到了临邛（今四川邛崃），卓氏到了那里后，就着当地的铁矿资源大搞冶炼铸造，运筹经营，把产品销往滇、蜀各地，不久就富甲天下，家里的奴仆多达千人。他们大起田池，射猎为乐，享乐可比王君。

本文摘自《浩荡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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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史三部曲之三：浩荡两千年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作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