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欠农民一个底线公平（6）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关于“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的时代性命题，像一枚尖锐的针，深深扎中了国人心中的痛。我想把他的问题缩小一点：中国农民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因为众所周知，中国农民干着世界上最长的工时，受着世界上最深的歧视，拿的却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工资——不要跟我说农业，因为在当代农民的人均收入中，农业收入平均只占10%，90%以上来自副业和打工收入。所以他们宁肯大量土地抛荒，宁肯“妻离子散”，也要千方百计进城打工。尽管如此，他们的平均收入仍然不到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养老、医疗、失业和教育等社会保障。这几年搞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也是杯水车薪；60岁以上农民开始拿低微的养老金，最低55元，勉强够买20斤大米。

　　在中国，农民是一个身份，不是职业。只要你生在农村，父母不是国家干部，你的身份就是农民，哪怕你从小到大，一天也没干过农活。正因此，今天中国仍然有70%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农民”，他们中，至少有2亿多人其实身在城市。

　　半个多世纪了，一代人又是一代人，多少年又是多少年，我们欠下农民两个字沉痛的字：公平。 一句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可以掩去无数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也可以轻松抹去一代人又一代人身上的历史责任。但是，真的仅仅只是两种不同的管理体制吗？在这两种“不同”的背后，“相同”的又是什么呢？相同的是以身份论人的不平等心态和制度，是对这种不平等习以为常甚至习惯成自然，甚至把公平当成一种恩赐，而视不公平为理所当然！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把过去的60余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前30年是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年代，后30年则是权力主导的前市场经济年代。但对于农民来说，这两个阶段似乎应该重新划分：前30年是国家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计划手段，通过剥夺农村来建设城市的阶段；后30年则是城市居民财产权不断确立而农村居民财产权仍然不得保障，进而导致中国的城市化假借市场的手段剥夺农民的新阶段。两个阶段对农民的剥夺手法不一，但结果一样。不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不论经济停滞还是经济繁荣，农民的被剥夺地位始终未变，繁荣的成果由城市获得，增长的成本由农民、由农村承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曾做过一个相当保守的估计：计划经济时代剪刀差让农民让利6000—8000亿元，而改革开放后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农民损失2万亿元。陈锡文先生说这话的时候是2002年，近年来，高歌猛进的土地财政对农民土地和房屋权利的剥夺可能更甚一层。千万不要小看计划经济时代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使全国广大农民“被让利”6000—8000亿元，要知道，1950年中国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62亿元，6000亿元相当于政府100年1950年代的财政收入。而从19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代，30年间，政府和国民的收入增长水平都很低。

　　

本文摘自《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

---

　　 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地读懂中国的书。为什么经济增长那么快，人们的生活却备感压力？为什么物价会那么高？为什么中国农民勤劳却不富有？为什么知识和财富精英竞相移民海外？什么原因导致道德沦丧、底线失守？垄断国企的利润神话可以持续多久？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秘密何在？30多年的“黄金期”已经过去，我们还有多少个黄金期？今天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
　　本书以百年的视野看当代中国，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视角。作者将百年中国分成三个时代浪潮：第一个时代浪潮，是基于浪漫理想主义的计划经济时代，政治上则是“斗争时代”；第二个时代浪潮，是政治上全面转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的“镀金时代”，一切向钱看，经济飞速发展，人人急功近利，GDP突飞猛进，但自然环境和道德人心受到极大破坏，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许多人失去安全和灵魂的故乡；第三个时代浪潮，是中华复兴的必由之路，政府职能彻底实现由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社会进入经济民营、政治民主、社会法治的“进步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