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雪崩的小雪球（3）

　　这时的天石已经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为了建设新基地、引进新工艺，天石总共投入了1亿元的资金。除去天石3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还有7000万元的贷款等待偿还。

　　这时的天石在人们眼中的印象是：一家还有实力的企业。中国人常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算江西的投资、工厂的设备、外面的货款和新增的订单，仅仅天石位于浙江的生产基地的地皮价格就超过1亿元。但是面对还贷的压力，天石显得尤为不幸，虽然有着上亿元的资产，可是天石的账户里已经没有一分钱了。

　　看着还款期限不断临近，叶建乐也开始变得更加焦躁不安，万般无奈的叶建乐做出了那个最后葬送天石的决定——借高利贷。

　　高利贷在中国的社会中从来没有脱离过“妖魔”的形象，从封建社会的卖儿卖女到近代中国的家破人亡，凡是和高利贷沾上边的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不过，如果我们将中国商业的进程与高利贷的发展做一个交叉对比，就可以更加明晰地理解我之前所说的那句话：货币政策和民间借贷有着紧密的关系。政策紧了，借贷就疯了；适当放松政策，民间借贷也不至于这么疯狂。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晚清时期的民间信贷。

　　晚清著名沪商徐润一度破产。他在1886年试图恢复茶叶经营，开始在湖南、湖北境内大量收购茶叶。当时他所用的钱是从上海几家钱庄借来的，数额高达20万两。

　　需要说明的是，晚清沿海地区的信贷交易在期限、数量、变动性和过渡扩展等方面，明显发育不足，这可能是晚清市场经济没有深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时，外国人给中国商人的贷款，大部分是短期贷款。通常情况下，外国人都是在中国商人售出茶叶和生丝之后就要求归还贷款。17世纪六七十年代，怡和洋行的放贷期限是6~8周。如此短的贷款期限，远远不能大面积促进刚刚发育的市场经济。

　　来自外国商人的贷款数量也十分有限。晚清政府显然不明白政府举债和私人举债的差异，因此本来就很少的政府贷款，也用在了非经济型的项目上。而且，这种民间信贷基本只限于沿海地区，这导致晚清并没有建立起常态的民间金融市场。信贷规模如此有限，使得信贷的发展跟不上商业交换的发展。

　　最后一个问题是，由于晚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全方位金融竞争格局的重要性，这导致了管理的缺席，以及带来的高额金融风险。

　　对于晚清的商人来说，借高利贷可能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而对于现代商人来说，高利贷则是最后的选择。虽然是在温州这样高利贷盛行的地方生存，但是温州的民营企业主们还是尽可能地与高利贷划清界限，因为他们自己也明白：高利贷不好惹。

　　从古至今，温州的民间信贷都非常发达，苏杭地区也是中国最早出现票号的地区之一。虽然温州的高利贷占据了民间信贷市场的半壁江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温州全部的民间信贷都属于高利贷之列。

　　中国法律中规定的高利贷的利息额度是当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也就是说，如果换算下来，一年期综合利率不超过30%的民间借贷都算不上是高利贷。原本的温州民间借贷，一两分利并算不上是高利贷行为。

　　在过去的温州，民间信贷分为长、短期两种，长期信贷一般利息都不会超过两分，基本还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而短期的拆借贷款则多为五分以上，是典型的高利贷行为。

　　

本文摘自《跑路—疯狂的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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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温州的民间资本走到了一个关口，大量的企业停产、倒闭，温州的大小老板们纷纷跑路。事态之严重甚至引起了中央的注意，2011年10月初，温家宝总理到访温州，进行调研，了解温州当地的经济社会情况，尤其是民营企业和民间金融。
　　在温州“金融危机”的背后，是高利贷的身影。高利贷与温州民营企业、温州地方金融的关系千丝万缕，牵一发而动全身。跑路的温州老板们、倒闭的温州企业或多或少都与高利贷有关，甚至有些跑路的老板就是因为欠下了巨额的高利贷无法偿还而选择了出逃。
　　那么，温州的高利贷为何如此盛行？温州的民间金融为何如此发达？高利贷与民间金融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那些跑路的老板们，是如何一步步走进高利贷的泥潭中的？刀钱、官银、跑路……这些概念折射出了怎样的高利贷生态图景？看本书为你一一解开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