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基本问题（3）

　　合作问题

　　下面，我们来考察社会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合作问题。人类的进步几乎都是合作的结果。并且，合作的范围越大，社会进步越快。如果没有合作，人类今天仍然只能生活在采集狩猎的时代。

　　为简单起见，让我们考虑一个由A、B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在某一活动中，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和对方合作，也可以选择不合作。如果两个人都选择合作的话，每人都能分享合作所带来的好处，即所谓的合作红利。如果两个人都选择不合作，陷入霍布斯所谓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则两个人都会有所损失。如果一个人选择合作，另一个人选择不合作，则选择合作的一方将会吃亏，选择不合作的一方将从中获利颇丰。

　　双方都合作的话，每一方都会得到的回报为3；如果都不合作，则回报都为0；如果一方选择合作，另一方选择不合作，则选择合作的一方得到的回报为-1，选择不合作的一方得到的回报为4。

　　显然，从两个人的总利益的角度，即所谓集体理性来看，都选择合作是最优的。因为此时他们的总回报是6，而其他的选择组合所带来的总回报最多也就是3。但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最优（别忘了，我们假定这个社会只有两个人，对两个人总利益最优，也就是社会最优）的结果会出现吗？

　　如果每个人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做选择，这一社会最优的结果可能不会出现。因为每个人都会想到，如果对方选择合作，自己选择不合作得到的报酬为4，选择合作得到的报酬为3，此时选择不合作要优于选择合作；如果对方选择不合作，自己选择不合作得到的报酬为0，选择合作得到的报酬为-1，此时选择不合作仍然优于选择合作。所以，无论对方如何选择，自己选择不合作对自己来说都是最有利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双方都是自利的理性人，则这时最终出现的结果是双方都选择不合作，每一方都得到0的报酬。这个例子表明，个体理性有时难以形成集体理性，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合作问题（或合作困境）。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类似的情形。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用“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来描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发生冲突的情况。囚徒困境的存在给我们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存在合作红利，我们如何来获得它？或者说，如果集体理性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那么，我们如何通过个人的理性选择来实现？在本书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人类社会的许多制度和文化就是为解决“囚徒困境”问题而演化出来的。

　　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合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激励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经由个体理性选择来实现集体理性，获取合作红利，就需要对个人的行为进行激励和诱导。这种激励和诱导经常采用物质手段进行。比如，对于合作行为给予奖励，或者是对于不合作行为予以惩罚。这样，就会使得不合作行为带来的回报低于合作行为所得到的回报，从而激励个人选择合作行为。显然，进行物质奖励的一个前提是，要存在一个不受财富约束的第三方，从而能够有足够的财富来实施物质奖励。另一个前提是，该第三方要有足够的信息和能力以识别出谁选择了合作，谁选择了不合作，并且能够公允行事，从而能够正确地实施物质奖惩。

　　可见，实施物质激励对第三方的财富、信息、能力、公正等方面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许多情况下，这四个方面可能很难实现。比如，有时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第三方，有时存在一个第三方，但他缺乏足够物质财富，或者缺乏足够的信息和能力，以致难以实施奖惩。在这种情况下，对合作行为进行激励往往需要借助非物质手段。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中，都对合作行为做出价值上的肯定。即使在一些亚文化中，如黑社会的文化中，也对自我牺牲行为予以推崇。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从合作行为中不仅会获得物质利益上的回报，还会有精神上的奖励；同样，不合作的行为会使得当事人心生愧疚，从而降低了物质回报的诱惑。精神奖励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人类有对荣誉的追求。如果我们能对合作行为给予非物质的嘉奖，对不合作的行为给予谴责，在个人追求荣誉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激励个人选择合作。这表明通过文化的熏陶、价值观的塑造，可以形成人们内在的精神力量，通过内省的机制，不需要借助第三方的监督从而节约大量的交易成本，较为低廉地促进合作的实现。

本文摘自《博弈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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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用通俗的语言，系统地介绍了博弈论的基本方法和核心结论，并应用这些方法和结论深入分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制度（包括文化）。本书特别关注的是人们为什么有不合作行为，什么样的制度和文化有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在作者笔下，博弈论不再是个高深的理论，而是变成了一件剖析社会问题及制度的利器，一门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的学问。阅读本书，有助于深入理解张维迎教授在产权制度、市场机制、法律、社会规范、政府行为、大学治理等诸多社会问题上的独到观点，并学会用博弈论的方法观察和分析现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