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1978：曙光乍现(6)

　　据权威部门统计，建国后到1978年，国家对温州累计投入5?95亿元。以温州700多万人口计1953年到1962年十年间，台州与丽水地区大部分县属温州。，平均每人每年仅人民币2?83元。因此，改革前温州也是国有经济比重最低的城市之一。1978年，温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3，远低于全国80%左右的比重。加之交通不便，距离其他发达城市较远，温州农村难以得到城市经济有效辐射，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1%。这些客观现状作为日后"温州模式"的形成条件日积月累，积淀下来。

　　可以想见，恶劣的生存环境必然使民间"反叛"的冲动由一种可能性演化成一种必然性。历史的机缘终于再次垂青温州。一批在规则的"边际"，若即若离地保持着适度灵活性的个体迸发出不可限量的潜力。温州也在彷徨中找到一条似有似无的起跑线，一个不偏不倚的历史位置。

　　1978年，正是温州打破旧制度的刚性约束，冲破重重阻碍，掀起这场经济新革命的起点。

　　不管文字上描述得怎样天花乱坠，温州毕竟只是个弹丸之地。1978年以前，我们这个国家经历着大动荡、大迁徙，其近代史前所未有的复杂、曲折，在许多人的生活大起大落、充满悲欢离合时，温州却默默无闻，甚至几乎不为外界所知。可有些人意志坚定地相信，在1978年之前接近三十年的时间内，温州绝对有可歌可泣之事，更有值得书写之人。

　　与城市相比，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始于农村希望的田野上。城市处于权力的中心，它的肌体更为复杂，利益犬牙交错，改革步子始终难以迈开。所谓"大变革的机遇，小村庄的现实"。基层的位置给予农村干部更多相对的自由和可实现抱负的空间，身上的政治属性也让这群人时刻留心揣摩最高权力层领导人的每一句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论。

　　正如此，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秘密签订契约，集体耕地承包到户的"壮举"，才会十分风光地记录进中国的改革史。但从更长的时间范围内看，1956年5月，温州永嘉县就已出现包产到户的端倪。当时，26岁的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目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矛盾和弊端后，深思熟虑，与戴洁天悄悄试验着中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

　　农民的积极性被空前调动，经验在温州地区得到推广。现在看来，李云河的一切做法都不足为奇，但当时却是"大逆不道"。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有些人更是公开发难。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指名道姓批评李云河主导的包产到户是"打退堂鼓"。不服气的李云河撰写了长达5500字的专题报告发表在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上，作为反驳。

　　"左倾"思潮恣意奔流，这场意义深远的有益实践和顽强探索终究在不到两年后被打入"冷宫"，匆忙地被打上苦涩的印记。而两张批判李云河的大字报，则极具创意。第一张大字报"言简意赅"，省人代会期间，贴在杭州红楼招待所：

本文摘自《温州民营经济草根创业史》

---

　　 温州是全国经济热点地区之一，其民营企业特色鲜明，备受关注。本书以编年史的形式，全景记录了温州民营企业1978——1990年的发展之路，既有对经济大势宏观把握的大气磅礴，又有对企业个例成长和企业家心路历程微观考察的细致深入。其中诸多知名企业和企业家的案例，生动详实，丰富多彩，对管理前沿的企业家、管理者和创业者，具有多面的启发价值和切实的借鉴意义；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则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即便是对一般读者而言，也是极富启迪意义的精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