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达能(5)

　　如果该高管所说属实，那么，既没有得到技术，又被人不断“瓜分”越来越多的财富，的确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他(宗庆后)后悔啊，但是法律上没法儿办了。几千万美元就被人家控股了。现在，你给达能几亿美元，它也不见得会卖。”一位熟悉宗庆后的企业家说。

　　1996年，达能遇到了心急的娃哈哈，2000年，它又遇到了更心急的乐百氏。2006年，它遇到了耐心十足的汇源和蒙牛。

　　朱新礼与牛根生对于自己要什么、对方能给什么非常清楚，因而心平气和，因而很难想象几年后他们也会对达能怒目相向。

　　“对外资来讲，凡是合作伙伴都是过渡性的。你还有用处的时候跟你合作，没用的时候肯定不跟你合作了。”朱新礼说。非常明显，现在主动权在朱新礼手里。秦鹏前后与朱新礼谈了3年，而且只是作为朱的众多选择之一。朱新礼最需要的是钱，达能需要的是果汁的市场份额(达能本身无此产品)。有钱的除了达能还有“两乐”、统一及众多财务投资人，果汁市场中国占有率第一的只有汇源。

　　在合资公司的董事会里，达能与同时进入汇源的美国华平投资各占一席，汇源三席。朱认为无论如何，自己在董事会中的强势地位都不会改变。合资半年来，秦鹏有时候也提些建议，朱会打趣他：得了吧你，有本事去乐百氏使吧。朱新礼的性格不能接受别人的“指手画脚”。

　　朱新礼并不担心达能在汇源重演光明和蒙牛之间的故事。“竞争才好。我要是达能的话，我也愿意再投一家，让它们去竞争、比较。”在合同里，朱也没有要求达能不能再找与汇源同类的合作伙伴，“那样体现不出我的价值来”。汇源在果汁行业的处境与光明在乳品行业不可同日而语，他的口气或许因此轻松。

　　在此基础上，朱新礼对达能没有敌意。“人家把钱拿过来，又给你提那么多建议，为什么？不能用了人家的钱又说不缺钱。不高兴的时候往好处想想。全面衡量它，就有满足感，幸福感。”

　　在汇源之后，蒙牛与达能合资成立酸奶公司。两家谈了一年多时间。“我们的合资原则就是必须找这个行业最优秀的公司，而且必须控股。”杨文俊对《中国企业家》说。“中国人最了解中国的市场。如果是在法国，我们可以让达能控股。”

　　与达能合资，蒙牛的目的是提高自己在酸奶市场上的份额。按照合约，达能将把酸奶的新技术应用到新公司，蒙牛负责渠道，达能在中国的酸奶生产最终都将归于合资公司。杨文俊不能理解娃哈哈的愤怒：“我不知道他们当初是怎么谈的。如果达能不把技术拿过来，就做不出来新的酸奶产品，它为了什么呢？”

　　达能的基因

　　十二年来达能的收购基因正好在缺乏资本市场支撑的中国获得了最好的繁衍。

　　“在中国过去的20年对我们来讲是一段难以置信的发展历程。”范易谋对《中国企业家》说：“我们与中国的一些公司建立了伙伴关系，而这些公司在我们刚进入中国时甚至还是不存在的。”目前，中国有3万员工在为达能工作，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

　　范易谋进入达能10年，对达能并不算长的历史非常熟悉。“达能这个公司一开始就是从合作起步的。”40年前，创造了达能酸奶品牌的西班牙人达尼尔-卡拉索(Daniel Carasso)与在法国从事玻璃制品的Antoine Riboud(达能现任CEO弗兰克-里布的父亲)合作，建立了日后成为世界最大酸奶公司的达能(取自达尼尔-卡拉索的昵称)。现在，达尼尔-卡拉索已经100多岁，仍然在达能担任非行政职务，每天到达能巴黎总部的办公室上班。2005年，他曾到过上海。

　　“达能的血液里就有合并的文化，”秦鹏说，“基因就是这样。我们在巴基斯坦这么小的国家都有两家合资饼干公司。”

　　1987年，达能与广州当地企业合资成立酸奶公司，秦鹏是第一任总经理。他回忆，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用来喝酸奶的勺子和吸管。达能给中国带来了酸奶，但它并未能像可口可乐一样在中国遍地开花。“虽然酸奶我们做早了，但到了2000年就绝对是对的，有一个培育的过程。如果当年我们没做酸奶，可能很多经验不能得到。”秦鹏说。尽管达能对《中国企业家》称广州酸奶业务在交给光明乳业之前一直是赢利的(光明的说法则是此前达能酸奶一直在亏损)，它肯定不会满意这一产品在中国的扩展速度。1992年，达能到了上海，给一个叫王佳芬的女人打开了世界之窗。达能急切需要一个突破口，但是当时的光明显然不是。

本文摘自《公司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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