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号“德莱赛普斯”：纳赛尔开始行动
纳赛尔感到气愤、羞耻，并且渴望着复仇。他认为，运河过境费可以用作阿斯旺水坝的投资。他对于出现在埃及中央地带的殖民主义现象恨之人骨，必欲除之而后快。7月26曰，在亚历山大，纳赛尔在他童年第一次参加反英示威的那个广场上发表了演说。他以埃及领袖的名义，对运河的建造者德莱赛普斯指名道姓地反复加以诽谤。“德莱赛普斯”是埃及军队开始行动的代号。当纳赛尔演讲结束的时候，埃及军队已经控制了运河区。苏伊士运河被没收了。
这是一个轰动一时和颇有胆略的行动。运河区被占领之后，局势戏剧性地骤然紧张起来。
寻求妥协的外交活动和徒劳无功的努力一直持续了三个月之久。9月中旬，一直坚持在运河上引导船只的英国和法国导航员按照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指示撤走了。这项工作被认为是商船航运业中的尖端技术，伦敦和巴黎的高级官员们认为，由于运河水浅和从西奈吹来的强劲溯风，埃及人是无力独自经营运河的。然而，早在若干年之前，埃及政府已开始重视培训埃及的导航员了。及至运河国有化的时候。一大批富于才干的埃及人早已作好了接掌航轮的准备。苏联集团也匆忙派遣了一批船舶驾驶员前来相助。因此，在纳赛尔当政时期，国有化后的苏伊士运河基本上保持了正常的运营。
在危机开始和升级期间，英国和法国政府都曾明确表示，他们绝不想中断运河的航运，特别是石油运输。美国政府的立场如何呢？在这几个月里，不仅英国和法国，就连一些英国官员也捉摸不透美国的立场，更糟糕的是，个人恩怨和性格上的矛盾挫伤了艾登与杜勒斯之间的和气。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道出了一部分原委。他写道：杜勒斯“在介绍情况时并不特别循循善诱。令人奇怪的是，他有时似乎并不懂得如何利用言词和仪态去打动对方”。杜勒斯同其他美国人一样，认为艾登既傲慢又刻板。他们话不投机，除了性格的矛盾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早在两年之前，艾登和杜勒斯就曾经在法属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发生争论。艾登主张使用外交手段，而杜勒斯则对和平解决方案毫无兴趣。
1956年8月，就在运河国有化的几天之后，杜勒斯向英国和法国的外交部长们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找出办法，让纳赛尔交出运河”。在此后的几个月中，这一看法一直萦绕在艾登的耳边，给他带来某种安慰。然而，在英国人看来，美国人却没有想出什么切合实际的外交策略。这不禁使英国人疑窦丛生。美国仿佛只是想推延英法的直接行动而已。
其实，美国的决策人并不是杜勒斯，而是艾森豪威尔。这位总统对于美国应当采取的立场，早已胸有成竹。在他看来，诉诸武力既无取胜把握，亦无开战理由。美国对策的实质就是防止英法的军事干预。他认为，欧洲国家没有能力在埃及建立一个有生存能力的驯服政府。任何这一类尝试都会激励阿拉伯人和整个第三世界反对西方，并且被苏联人利用。除此之外，他还告诉艾登：“纳赛尔靠戏剧性场面而走红，最好的办法是让这出戏渐渐地冷场。”艾森豪威尔曾经向他的顾问抱怨说，英国人的思维已经“过时”，纳赛尔体现了该地区人民“打倒白人”的要求。若对埃及发动军事进攻，肯定会使纳赛尔变成发展中国家的英雄，并且有损于那些友好的阿拉伯领导人，使中东石油濒临危险。艾森豪威尔一次又一次地严厉衷告伦敦不要动武。
艾森豪威尔认为，最重要的是，美国不能以支持恢复殖民统治的面目出现，而应当利用埃及局势提供的机会，赢得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尽管必须以疏远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和法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纳赛尔在听取了关于艾森豪威尔一次演说的汇报之后，开玩笑似地向他的一位副手问道：“他到底站在哪一边呢？”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艾森豪威尔就要在1956年11月争取竞选连任了。他在当政期间结束了朝鲜战争，当时正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进行竞选。此时此刻，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军事危机引起选民的恐慌，从而威胁他的竞选。英国和法国从来也没有真正地把美国总统大选日程因素当成一回事，因而铸成大错。它们在继续进行公开的外交表演的同时，也在秘密地研究另外一套方案。他们跟在制订对运河区实行军事干预的计划，但是两国都还没有作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英国人发现，他们不得不在旅游旺季征用远洋班轮，甚至不得不求助于私营的皮克福德搬运公司，以便运送坦克。
石油是经济发展的“血液”，是全世界各国发展强大的首要战略问题。尤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谁掌握了石油谁就主宰了世界！谁就能控制对手！对20世纪的人类来说，石油促使了资本主义与现代工业的真正发达；石油造成了世界强权与地缘政治的错综纠结：石油，也把人类转化为碳氢化合物的组合。但，不论我们要从发展的角度歌颂石油，还是从生态的立场痛恨石油，都必须先了解石油的故事。
本书是对石油历史的一个全景式的扫描——对财富与权力的争夺总是伴随在石油周围。这种争夺动摇了世界的经济、支配了战争的结果并且改变了人和国家的命运。《石油大博弈》既是20世纪一段波澜起伏的历史，也是一段石油发展史。这部历史的场景极其宏大——从宾夕法尼亚第一口油井的钻出，到两次大规模的世界大战，再到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和“沙漠风暴”行动。
这是一个轰动一时和颇有胆略的行动。运河区被占领之后，局势戏剧性地骤然紧张起来。
寻求妥协的外交活动和徒劳无功的努力一直持续了三个月之久。9月中旬，一直坚持在运河上引导船只的英国和法国导航员按照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指示撤走了。这项工作被认为是商船航运业中的尖端技术，伦敦和巴黎的高级官员们认为，由于运河水浅和从西奈吹来的强劲溯风，埃及人是无力独自经营运河的。然而，早在若干年之前，埃及政府已开始重视培训埃及的导航员了。及至运河国有化的时候。一大批富于才干的埃及人早已作好了接掌航轮的准备。苏联集团也匆忙派遣了一批船舶驾驶员前来相助。因此，在纳赛尔当政时期，国有化后的苏伊士运河基本上保持了正常的运营。
在危机开始和升级期间，英国和法国政府都曾明确表示，他们绝不想中断运河的航运，特别是石油运输。美国政府的立场如何呢？在这几个月里，不仅英国和法国，就连一些英国官员也捉摸不透美国的立场，更糟糕的是，个人恩怨和性格上的矛盾挫伤了艾登与杜勒斯之间的和气。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道出了一部分原委。他写道：杜勒斯“在介绍情况时并不特别循循善诱。令人奇怪的是，他有时似乎并不懂得如何利用言词和仪态去打动对方”。杜勒斯同其他美国人一样，认为艾登既傲慢又刻板。他们话不投机，除了性格的矛盾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早在两年之前，艾登和杜勒斯就曾经在法属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发生争论。艾登主张使用外交手段，而杜勒斯则对和平解决方案毫无兴趣。
1956年8月，就在运河国有化的几天之后，杜勒斯向英国和法国的外交部长们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找出办法，让纳赛尔交出运河”。在此后的几个月中，这一看法一直萦绕在艾登的耳边，给他带来某种安慰。然而，在英国人看来，美国人却没有想出什么切合实际的外交策略。这不禁使英国人疑窦丛生。美国仿佛只是想推延英法的直接行动而已。
其实，美国的决策人并不是杜勒斯，而是艾森豪威尔。这位总统对于美国应当采取的立场，早已胸有成竹。在他看来，诉诸武力既无取胜把握，亦无开战理由。美国对策的实质就是防止英法的军事干预。他认为，欧洲国家没有能力在埃及建立一个有生存能力的驯服政府。任何这一类尝试都会激励阿拉伯人和整个第三世界反对西方，并且被苏联人利用。除此之外，他还告诉艾登：“纳赛尔靠戏剧性场面而走红，最好的办法是让这出戏渐渐地冷场。”艾森豪威尔曾经向他的顾问抱怨说，英国人的思维已经“过时”，纳赛尔体现了该地区人民“打倒白人”的要求。若对埃及发动军事进攻，肯定会使纳赛尔变成发展中国家的英雄，并且有损于那些友好的阿拉伯领导人，使中东石油濒临危险。艾森豪威尔一次又一次地严厉衷告伦敦不要动武。
艾森豪威尔认为，最重要的是，美国不能以支持恢复殖民统治的面目出现，而应当利用埃及局势提供的机会，赢得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尽管必须以疏远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和法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纳赛尔在听取了关于艾森豪威尔一次演说的汇报之后，开玩笑似地向他的一位副手问道：“他到底站在哪一边呢？”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艾森豪威尔就要在1956年11月争取竞选连任了。他在当政期间结束了朝鲜战争，当时正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进行竞选。此时此刻，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军事危机引起选民的恐慌，从而威胁他的竞选。英国和法国从来也没有真正地把美国总统大选日程因素当成一回事，因而铸成大错。它们在继续进行公开的外交表演的同时，也在秘密地研究另外一套方案。他们跟在制订对运河区实行军事干预的计划，但是两国都还没有作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英国人发现，他们不得不在旅游旺季征用远洋班轮，甚至不得不求助于私营的皮克福德搬运公司，以便运送坦克。
本文摘自《石油大博弈（上下）》
石油是经济发展的“血液”，是全世界各国发展强大的首要战略问题。尤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谁掌握了石油谁就主宰了世界！谁就能控制对手！对20世纪的人类来说，石油促使了资本主义与现代工业的真正发达；石油造成了世界强权与地缘政治的错综纠结：石油，也把人类转化为碳氢化合物的组合。但，不论我们要从发展的角度歌颂石油，还是从生态的立场痛恨石油，都必须先了解石油的故事。本书是对石油历史的一个全景式的扫描——对财富与权力的争夺总是伴随在石油周围。这种争夺动摇了世界的经济、支配了战争的结果并且改变了人和国家的命运。《石油大博弈》既是20世纪一段波澜起伏的历史，也是一段石油发展史。这部历史的场景极其宏大——从宾夕法尼亚第一口油井的钻出，到两次大规模的世界大战，再到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和“沙漠风暴”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