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节:“兵战之外的商战”(4)



  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天津、塘沽、南京的相继沦陷,范旭东的化工实业受到重创,日本人再一次以如此“非人类”的暴行打击我国民族企业。

  “黄金岁月”16年,中国民族企业不断壮大,抵制日货运动此起彼伏,从未消停,日本在华企业和对华贸易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日本对华输出商品量在1919年达到顶峰,但是从此以后持续走低;到1921年日本对华输出量占各国对华输出总量比重降低到24.5%;1922年,略有回升;但在1923年因收回旅顺和大连问题,抵制日货再起,比重回落到24.2%。

  但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是,日本对华输出额最高的年份是1919年和1925年,而这两年恰恰是抵制日货运动最猛烈的两年。

  经济学家俞宁颇给出来答案:由于日本输华货品多为我国自行供应不足的日用品,如棉织品、糖、煤、纸、木、面粉、鱼等,无一非我国重要之必需品,所以抵制日货仅能限于一时热度,而不能持久。每当抵制日货结束之后,中国商人均大量购进日货,民众的消费欲望由于短时间被压制,突然的爆发可能会导致报复性增长。

  白吉尔在其《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这样写道:“整个国家弥漫着一种狂热的气氛,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理智,工业生产资料和半成品也和消费品一样,被列为禁品。以至抵制运动‘使人觉到构成了发展我国民族企业的极好时机’,而实际上却导致私营工厂企业大量的倒闭。人们当然不会对组织者加以颂扬,他们的意图是很好的,然而他们的愚蠢却是不可思议的……”

  处在备受欺辱的岁月,抵制日货、倡导国货的运动应当得到理解和赞扬,反过来购买日货也不应遭受责骂。公司的力量足以击溃可怜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感,“出卖”在市场规律的支配下不自觉中发生。

  “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没有什么能够改变它,包括爱国情感、民族情绪。洋布、洋油、洋货等进口产品一直畅销整个民国时期,虽然民族企业也在不断地壮大,但是要承担起捍卫民族尊严的重任,中国民族企业的力量还远远不够,至今仍在艰难求索。然而,快速奔跑的“三鹿”、“蒙牛”,喝下“三聚氰胺”后戛然而止,国外奶粉却遭国人疯抢,令人嘘唏不已、无可奈何。

  值得注意的是,1918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将总部从香港迁到上海;这一年,24岁的松下幸之助辞职创办了松下电气器具制作所;丰田佐吉创办了丰田东京自动纺织社,15年后,这家纺织公司设立了汽车部。这些公司与前三年创办夏普公司、日立公司,还有比轮船招商局晚3年的东芝公司,在几十年后的中国市场乃至全球与中国公司展开激烈竞争。

  市场竞争面前,爱国的力量源于公司的力量,民族的尊严源于公司的力量。


本文摘自《公司的力量(中国篇)》


第30节:“兵战之外的商战”(4)   央视同名纪录片:公司的力量(中国篇) 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中国的大门,千年中华遭遇历史的拐点,“公司”成为没落王朝眼中的救命稻草。追求自由市场是公司的天性,当“汉阳造”的子弹打出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公司在悄然而有力地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沧海横流,国民政府骑着高头大马从战场上归来,公司遭遇国家机器的大收编,然而无所不能国家主义不过是纸老虎,国民政府最终经济失败中破产,坚强的公司正在默默诠释公司与政治的内在逻辑!在意识形态控制一切的时代,没有公司,没有市场,当然没有国家的富强。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重新呼唤公司。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不得不反思,政府在公司面前究竟应该如何自处?民营企业撕开计划的铁幕,中国社会迎来转机。久违的公司回来了,神州大地瞬间焕发出勃勃生机。公司一次又一次拯救国家,它在昭示自己隐而不露的伟力!国家的复兴初步实现,野蛮生长的公司显露其暴虐的另一面,缺乏正确价值观的辖制,公司制造了一大堆麻烦。何时能给这匹野马套上缰绳,也决定了何时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